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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女性》
作者: [苏]斯·亚·阿列克茜叶维契【完结】


序言 

　　关于女性，我么所知道的一切，都可以用“仁爱”一词来作最贴切的概括。当然，还有别的词汇，譬如：姐妹，旗子，朋友等等，而最崇高的一个词是——母亲。然而，在这些词汇里，“仁爱”难道不是作为实质，作为宗旨，作为根本意义而存在的吗？女人赋予生命，女人捍卫生命，女人和生命就是一回事。
　　在本世纪最残酷的那场战争中，女人不得已而成为了军人。女人不仅包扎伤员，而且也打伏击，扔炸弹，炸桥梁，当侦察兵，抓俘虏。女人杀人了。她们杀的是敌人，是那些以罕见的残忍蹂躏她们的家园，虐杀她们孩子的敌人。“杀人，这的确不是女人的本分”，——本书的一位女主人公说。在这句话里她道出了往事全部的恐怖和不可避免的严酷。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则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残垣断壁上写下了几个大字：“我索非亚 孔采维奇，到柏林来，是为了消灭战争。”她们为胜利的祭坛奉献了极大的牺牲。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和平岁月的逝去，我们对于他们的不朽功勋，对于这些功绩的全部深蕴，才越来越理解了。
　　在国立“十月革命”中央档案馆，在斯拉夫人民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卷宗里，保存着尼古拉 列利赫于1945年5月至6月间的几封信，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写到：“牛津词典收入了一些俄语词汇，并使之成为目前世界上通行的词汇，如‘指令’和‘苏维埃’等。其实可以个再加入一个，一个无法翻译，包含着多重含义的俄语词——‘功勋’，别看它普普通通，可是在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里，却没有一个在意义上哪怕与之稍稍接近的词语…………”有朝一日，俄语的功勋这个词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那么其中就有战时苏联妇女的一份功劳。是她们和男人一道为祖国作战。
　　…………整整四个春秋，我踏在被别人的痛苦记忆所炙热的万里旅途上，倍受煎熬。我记下了上百名在前线战斗过的妇女的叙述，她们当中有医护人员，通信兵，工兵，飞行员，狙击手，步兵，高射炮兵，政工人员，骑兵，坦克手，空降兵，水兵，调度员，司机，野战洗衣工，炊事员，面包师等，还收集了女游击队员和女地下工作者的材料。“简直找不到哪一种军事岗位没有我们英勇的妇女参加，而且她们干得决不比她们的兄弟，父亲和丈夫逊色。”——苏联元帅A 叶廖缅科这样写到。在这些姑娘中，有坦克兵里的团小组长，重型坦克驾驶员，也有步兵中的机枪连长，冲锋枪手。而在我们俄语里，“坦克兵”“侦察兵”“冲锋枪手”这些词从来都是阳性的，因为从来没有女人干过这些行当……
　　“列宁共青团一发出动员令，就有约五十万少女参军，其中有二十万女共青团团员，百分之七十在主力部队。整个战争期间，在前方各军服役的妇女超过了八十万”（《苏联的妇女》）
　　游击战是全民性的。“仅在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中就有大约六万名勇敢的苏联女爱国者。”（《纪念白俄罗斯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三十三周年论文集》）每四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个被法西斯杀害。
　　而数字统计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明了。但是这些数字的背后，还包藏着许多被战争糟蹋扭曲的命运和生活：失去亲人，损坏健康，守寡和做老处女，痛不欲生的战争回忆——对于这些，我们却了解得太少太少。
　　我想谈谈她们，41年的姑娘们，确切的说，是她们自己谈自己，谈她们“自己的”战争。
　　“能够跟别人谈谈自己的战争经历，我真高兴。”——塔马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维多维奇(上士 司机)对我说。
　　“当我对您谈从前发生的一切时，那简直没法活，谁都是这样。我会大病一场的。当年我从战场上活着回来，虽说不过负了点伤，可是却病了很久，到最后我强迫自己，把所有的往事都彻底忘却，不然我永远不可能真正恢复健康。我甚至心疼您，您还年纪轻轻的，却还想了解那些伤心事……”柳鲍芙.扎哈罗夫娜.诺维科(准尉 卫生员)对我这么说。
　　我属于战后出生的一代人，这时战壕已经填平，士兵的尸体也已掩埋，三层木顶的掩蔽部早被拆除，丢弃在森林里的士兵钢盔完全锈蚀了。然而战争的死亡气息真的与我的生活绝缘了吗？我们大家毕竟还属于这样几代人，战争还欠着我们一笔帐。我的这个家族在战争中丧失了十一个人，乌克兰族的外祖父彼得罗死于布达配斯城下；白俄罗斯族的祖母叶芙多基娅死在受饥饿和伤寒困扰的游击队里；我的两家远亲，大人孩子一起被法西斯烧死在了我的故乡，戈麦尔州彼特利科夫区科马洛维奇村的茅草棚里，大伯伊万，一个志愿兵，1941年失踪……
　　所以，这采访的四年就是“我的”战争。我时常胆战心惊，痛苦万分。不我不能说假话：这条漫长的路我实在走不下去。有多少回，我想忘却听到的一切，但又欲罢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记日记，我决心把日记也编进我的叙述里。日记中有我的感受，我的体验，也有地方志——足有上百个城市，集镇和穷乡僻壤。说实话，我犹豫过很久，我是否有权在这部书里写什么“我感受”、“我痛苦”、“我担心”之类的话“我的感觉，我的痛苦能与她们的感受和痛苦同日而语吗？人家对我的感受，疑问和采访感兴趣吗？然而，讲义夹中的资料积累得越多，信心就越足：文献，只有当它不仅记载了事件，而且能使人了解当事者受本身时，它才具有重要价值。任何见证都不可能毫无感情色彩，其中都含有笔者或隐或现的真情，而这种真情本身在若干年后也就成了文献。
　　既成的事实是，我们对于战争的印象，以及我们对战争的全部概念，都跟男人有关。这固然可以理解：打仗嘛，主要是男人的事。但与此同时，这也等于承认了我们对战争认识的肤浅。当然已有上百部描写参加卫国战争的妇女的作品面世，另外还有不少文献性的回忆录，证明我们女人曾经身经壮观的历史事件。整个人类历史中，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女性参加战争。古代有过几位女性传奇人物，例如女骑士娜杰日达 杜洛娃，女游侠瓦西里纱 科申娜。在国内战争时期，红军中也有女人，但大多数是护士和医生。而在卫国战争中，全世界都看到了大批苏联妇女保卫祖国的卓越表现。
　　当年普希金在《现代人》志上刊出女骑士娜杰日达杜洛娃的札记片段，并在按语中写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少女，上等贵族的大家闺秀，离开温暖的家庭，女扳男装，去承受男人都畏惧的艰难责任，出现在战场上？（对手是谁？拿破伦大军！）什么事情激怒了她？是难以启齿的家庭纠葛？炽热的幻想？桀骜不驯的天性？还是爱情的召唤？……”这儿只说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命运，尚且留有很多不解之谜。至于八十万妇女在军中服役，以及更多的妇女申请上前线，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
　　她们上前线，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我们与祖国已融为一体”——高射炮手季洪诺维契说。她们被批准上了前线，因为历史的天平正处在紧要关头：民族、国家是生存还是灭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本书中收入了什么内容，遵循的又是什么原则？——本书中讲的不是著名的女狙击手，也不是战功赫赫的女飞行员或女游击队员，这些女性的故事已经写过不少了，我这次有意避开她们的名字。“我们都是些平平常常的女兵，象我们这号人太多了。”我不时听到这种话。但我恰恰对她们感兴趣，找她们采访。正是在她们的意识里保存有我们可以崇敬地称为“人民情感”的东西。“一旦用我们的眼睛，女人的眼睛，来看待战争，战争简直比什么都恐怖。”中士卫生员亚历山大 伊万诺夫娜 米舒琴娜这么说。这个经历了整个战争的普通妇女，直到战后才出嫁，生养了三个孩子，如今已在照看孙子了。她的话概括了本书的主题思想。
　　光学理论中有个术语叫光强度，即物镜捕捉并固定影象的能力。女性对于战争的回忆，就是集中了感情和痛苦的最高“光强度”。它感情炽热而昂扬，浓缩了详情细节。而文献正由于其翔实才具有不可低估的力量。
　　女通信兵安东尼娜 费多罗夫娜 瓦列格冉尼诺娃曾在斯大林格勒城下作战。她在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艰苦日月时，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词句来形容当时的体验和感受，后来，她猛地把所有感受都倾注到这样一段话里：“我只记得一次战斗。冲锋过后…………战士的尸体到处都是，就象犁铧从地里翻出来的土豆一样……那么大一片平展展的田野……他们就那么躺在那儿，仍保持着冲锋的姿态……象马这么温柔的动物，平时走路连腿都不敢高抬，以免碰到人，而到那时它们也不害怕踩到死人了……”女游击队员瓦连京娜 巴甫诺夫娜 科热米亚金娜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战争初期，我军艰难地边打边撤。她那个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为部队送行。她呢，和母亲站在一起。“有个上了岁数的老兵路过时，在我家茅屋前停下来，站得笔挺，向我妈妈深深鞠了一躬说：‘真对不起您，大妈……只能靠您来保护这姑娘了……’我那时才16岁，有一根很长的辫子……”她还想其了另一件事情：她第一次救护伤员，趴在伤员的头上痛哭，那伤员垂危之际对她说：“你要好好爱惜自己，姑娘。你还要生儿育女……瞧，这可死了多少人啊……”
　　女人的记忆往往能捕捉住战争中人的基本感情，而这种基本感情常常会被男人所忽略。如果说，战争以其军事行动使男人难以忘怀的话，那么女人则是用她们女性心灵的特殊方式体验和承受战争：轰炸、死亡、苦难——在女人眼中这些远不是战争的全部，除此之外，由于她们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女人们更为强烈地感受到战争在肉体和精神上强加给她们的不堪忍受的痛苦。她们接受“男性式”的战争生活要困难得多。她们所牢记的，从地狱般苦境中带来的一切体验，在今天已成为了难能可贵的精神表率，人的无限潜力的率。这种表率我们权利将其遗忘。
　　在这些叙述中，专门的战争资料也许少了些（不过作者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这种任务），但是在叙述中却有关于人的丰富资料，正是这些资料，证明了苏联人民如何最终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要知道，为了使所有的人，使全体人民赢得胜利，每一个个人都必须艰苦奋战才行。
　　她们还活着，当年战斗的参加者。但人的生命并不会永无终止，惟有记忆可以使生命的到延续，惟有记忆能够征服时间。那些经历过伟大战争、并且赢得这场战争的人们。知道今天才清楚地意识到他们那时的作为和经历所具有的意义。她们愿意帮助我，我时常在她们家里看到薄薄的学生练习本或者厚厚的通用笔记本，上面都是为留给子孙后代而密密麻麻写下的话。这是祖父祖母们的遗产，当然不愿意传到外人手里。他们用常不约而同的话来解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回忆留给后代……”，“我可以让您抄，但这原本要留给我儿子……”
　　其实，这记下来的也并非全部。很多材料失散了，无影无踪了，被遗忘了。若要记住战争，就会产生很多仇恨。可是如果忘掉战争，战争就会卷土重来……这是先人的话。
　　汇集在这里的女人们的故事描绘出了这场战争的全貌：其中完全没有女性的面孔。这些故事就是见证，控诉昨天的法西斯主义，今天的法西斯主义和将来的法西斯主义。这是母亲、姐妹、妻子们对法西斯的控诉，是女人对法西斯主义的控诉。
　　这样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述：她们，四一年的姑娘们，是怎样的人，她们是怎么奔赴前线的。让我们与她们一起，把她们的遭遇重新经历一遍吧。 

第01章　我不想回忆………… 

　　这是坐落在明斯克近郊的一幢三层旧楼房，属于那种战后迅速出现的建筑群，周围早已长满了幽雅的茉莉花。我从这幢房子开始的采访，持续了四年，直到现在，我写文章这会儿，采访都还没有结束。说真的，当初我决没有料到结果会是这样。
　　把我吸引来这儿的，是该市报纸上刊登的一条简讯，报道不久前在明斯克一家叫“突击手”的汽车厂里。人们欢送会计师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退休。报上说，她在战争中曾当过狙击手，十一次荣获战斗勋章。在一般人想象中，很难把这个妇女的军人身份与她在和平环境中的工作联系起来。但就是这种不协调的感觉已经隐约暗示出对如下问题的答案：在1941年至1945年间她究竟是个怎样的战士？
　　……这是个瘦小的女人，象少女一把长辫子楚楚动人的盘在头顶上，一点都不象报上登出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她坐在一把大圈椅里，双手捂住面孔，说：“不，我不想回忆……神经根本受不了。至今我还看不得战争片……”
　　接着她反问道：“干吗要来找我？您可以去找我的丈夫。他可以给您讲好多……指挥员的名字，将军的名字，部队的番号……他全记得。可我不行，我只记得自己，我的那些事啊，象钉子一样钉在心里……”
　　她请求把录音机拿开：”我得瞧着您的眼睛谈，这玩意会妨碍我的。“可是不一会儿，她就把录音机的事给抛在脑后了……
　　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 莫洛申娃（当时叫伊万努希金娜，上等兵狙击手）
　　“我的故乡在迪亚科夫村，就是现在莫斯科的普罗列塔尔区。战争爆发时，我还不满十八岁。我进了集体农庄，修完了会计学课程，以后就开始工作了。同时我们还在兵役委员会办的学习班里学习。我们在训练班学会了实弹射击。这个由四十人组成的班里，我们村有四个人，邻村有五个。总之，每个村都有一些人来学习，而且全都是女孩子……男人能扛枪的全上前线了……”
　　“不久，共青团号召青年们参军保卫祖国，因为敌人已经逼到莫斯科城下了。不单是我，所有的姑娘都表示愿意上前线。我父亲已经上前线了。本来我们还以为，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才会积极要求上前线……可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时。看到已经有很多姑娘在那儿了。挑选很严格。首先，必须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我担心他们不要我，因为我小时侯常常生病，体质很弱。其次，如果想参军的姑娘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也会被拒绝，因为不能把母亲一个人留在后方。幸亏我还有两个妹妹和弟弟，虽然她们全都比我小，反正条件是够了。最后还有一桩麻烦事，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同意我走，如果我们全都上前线，整个农庄都会瘫痪的。我们去共青团区委会，也碰了一鼻子灰。
　　于是我们以本地区代表团的身份去找州团委，还没被批准。后来我们决定，既然我们在莫斯科，干脆就到共青团中央去。我们当中派谁去报告？谁有这个勇气？后来我们想，索性大家一块去。可是，我们连团中央的们都进不了，从西面逃出来的青年全挤到这里来了，他们是要来为亲人报仇的。
　　“到晚上，我们总算见到了书记。他问我们：‘怎么，你们连枪都不会放，就想上前线了？’我们告诉他，我们已经学会了……‘在哪儿学的？……学的怎么样？……你们会包扎吗？’您知道，就是在兵役委员会举办的那个训练班，地区医院的医生也教过我们包扎。这下好了，我们手里有了王牌。我们还告诉他，我们不仅是这几个人，总共有四十多人呢，全都会射击，也掌握了初步的医疗知识。书记最后对我们说：‘回去等着吧，你们的问题会得到解决的。’过了整整两天，通知书送到了我们手里……”
　　“我们去兵役委员会报道，在那里我们被带进一个门，又被带进另一个门。我原来有一条非常漂亮的辫子，我一直为它感到自豪。可是等我走出兵役委员会，它已经不在了……衣服裙子也收了上去。我都来不及把裙子，辫子给妈妈送去……她多希望在身边保留一些我的东西啊……我们当场就换上了套头军服，戴上了船型帽，领到了背囊，然后被装进了运兵列车……”
　　“我们不知道将会被编进哪支部队，也不知道火车载着我们朝哪个方向开。说到底，我们对于干什么工作根本不在乎。只要是上前线就成。大家都在作战，我们也一样。我们开到了谢尔科夫车站，离它不远处是一所女子射击培训学校。原来我们都要在这里完成狙击手课程。”
　　“学习开始了。各种条令我们都得掌握。警卫勤务、纪律条令、原地伪装、化学防护。女孩子们个个都很努力，我们学会了闭着眼睛装拆狙击步枪和确定风速。捕捉移动目标、测定距离、挖掩体、匍匐前进等科目我们也全掌握了。在结业考试中，我的兵器作业和队列作业都得了‘全优’。我记得，我最苦恼的是紧急集合，五分钟内就必须收拾完毕。我们把长统靴按尺码排列成一、二、三、四号，好尽快穿上，以免耽误时间。五分钟时间里，必须穿好衣服，皮靴并进入队列。常有这种情况，我们只好光着脚穿上长统靴去站队。有个小丫头险些把脚冻坏了。司务长发现后，猛训我们一顿，接着便教我们如何裹包脚布。他爱我们耳旁唠唠叨叨：‘姑娘们，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们训练成真正的战士，而不是德国佬的枪靶呢？’”
　　“好了，我们总算上了前线，在奥尔沙一带。我们分在第六十二步兵师……，我至今还记得师长是波罗特金上校。他一看到我们就火了：‘这不是硬把别人不要的包袱推给我吗！’可是接下来就把我们邀到他那儿，招待我们吃饭。当我们听见他问自己的副官：‘我们可还有茶点？’时，心里都觉得委屈极了：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啦？！我们都是狙击手，是来打仗的！可他不把我们当作战士，却拿我们当小丫头看。当然，从年龄上看，我们确实可以当他的女儿。‘要我拿你们怎么办呢，我亲爱的姑娘们？’——这就是他对我们的态度，这样欢迎我们的。而我们认为，我们已经是战士了……”
　　“第二天他要求我们表演一下，检验我们射击技术和原地隐蔽的技术到底怎么样。我们枪打得很好，甚至比男狙击手（他们只是从前沿阵地召回集训了几天）还强。接着是原地伪装……，上校走过来，一边走一边观察着草地，然后站在一个土墩上——他一点都没发觉。可是这是‘土墩’却在他脚底下哀求了起来：‘哎哟，上校同志，我不行了，您太重了。’瞧，真是笑死人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能伪装得这么好。于是他说：‘现在你们可以上前沿阵地了。’但他还是很为我们担忧，每当我们出发去‘狩猎’时，他总是警告我们要小心，不许冒无谓的风险。”
　　“那是我们第一次去‘狩猎’，我的副手是玛纱 科兹洛娃。我们在两军间的无人地带挖好掩体，伪装完毕，就趴了下来。我进行监视，玛纱作持枪准备。突然间玛纱捅捅我：‘开枪，开枪！德国人！’”
　　我对她说‘我观测，你开枪吧！’”
　　“等我们分工完毕，他早就跑了。”她说。
　　“我还是固执己见：‘应当先想好射击要领，瞄准好目标：哪儿是板棚，哪儿是白栎树……”
　　“‘你是在学校解方程式吗？我们到这里是杀德国人来的！’”
　　“我看出玛纱已经发火了。”
　　“‘那好，就这样开枪吧，你怎么不开？’”
　　“我们就这样吵着。这时一个德国军官正在给他手下的士兵下命令。来了一辆马车，士兵们流水作业地卸着货物。这个军官站在那儿又说了几句什么，就消失了。而我们还在争执。我发现那军官又露面了，如果我们再错过一次机会，他就可能跑掉了。于是，当他第三次露面时，——这是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一出现立刻就会消失——我下决心开枪了。主意一定，却突然又闪出一个念头：这是一个活人哪，虽然是敌人，可毕竟是个活人。于是，我的双手不知怎么发起抖来，而且浑身都打开了寒噤。我怀着一种恐惧……在打过胶合板靶子以后，要朝活生生的人开枪，真不容易。但我还是镇定下来，扣动了班级……在瞄准镜里，只见他摇晃了两下便倒了下去。他死没死我不知道。可是开枪后我身上战栗得更厉害了，心里害怕得不得了：我杀了一个人……”
　　我们回到排里，大伙开会讨论我的行为。我们的团小组长克拉瓦 伊万诺娃劝我说：‘不要同情他们，应该恨他们……’他的父亲是被法西斯杀害的。那时我们常常喜欢围在一堆唱歌，而她总是请求说“‘别唱了，姑娘们，等我们打垮了这帮恶棍再唱吧。’”
　　几天后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打电话给我，约我到她前线的战友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家里去做客。于是我又一次得知，姑娘们成为战士，杀人，是多么的不简单。
　　克拉夫季娜 科罗辛娜（上士，狙击手）说：
　　“我们卧倒后，我开始观测。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人欠着腰站了起来，我手指头一动，他就倒下了。您知道吗？我一个劲的哆嗦，全身战抖。我哭了。我以前是朝靶子射击……根本不在乎。可是在这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的呢？……”
　　“但这种恐惧很快就过去了，一次我们行军路过东普鲁士的一个小镇。到达那里时，道路旁有一座既象板棚又象房屋的建筑的残骸，已经辨认不清了。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火苗渐熄，只留下一堆焦碳。焦碳里有些扭曲的人骨，还有几颗烧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是我们的俘虏被关在这房子里头给活活地烧死了……。从那以后不管杀多少人我都没有感觉了。当我看见那些烧焦的残尸时，我不能控制自己，脑子里除了复仇的欲望什么也没有。”
　　“……我从前线回来时，头发全白了。我才二十一岁，却象个小老太婆。我挂过彩，受过震伤，一只耳朵几乎聋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我哥哥已经死在北方了。”
　　妈妈说：“无论是生儿还是生女，如今全一个样。不过，他到底是个男子汉，有义务保卫祖国。而你却是女孩子。我总在祈祷一件事：与其你受伤残废，倒不如被打死来得好……”
　　“我老家在切里亚宾斯克州（我不是白俄罗斯人，是后来我丈夫把我带到此地的），那儿有各种金属采矿场。只要爆破的小炮一响——爆破通常都在夜里——我总是刹那间就丛床上跳起来，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随便跑到哪儿都行。这时妈妈就把我抓住，紧紧地搂在怀里，象哄小孩一样哄我。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去抓外套……”
　　屋子里暖烘烘的，可是玛利亚 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还浑身发冷。她继续给我讲：
　　“有一回，我们的侦察兵抓回一个德军军官：有见事他十分疑惑。就是在前些日子他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全都是脑门上一枪毙命。他说，普通的狙击手是没有这种手法的‘请你们告诉我。’他请求到‘这位神枪手是谁？我想见一见他’我们团长对他说：‘很遗憾不能指给你看了，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已经牺牲了。’她就是萨沙 施里亚霍娃，她是在单独执行潜伏任务时被打死的。使她遭殃的是她那条心爱的红围巾。她非常喜欢这条围巾，旧怎么也不肯取下它，结果在雪地里暴露了位置。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干出来的时候，他垂下了脑袋，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们常常两人一组，在中间地带从早晨一直潜伏到夜晚，在战位上一动也不能动，眼里流着泪，手臂发麻，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真是难过极了。冬天尤其难熬，雪就在你身下融化。天刚破晓，我们就出发，知道天黑才能在夜幕下撤回。我们常常趴在雪地里，树梢上，蹲在棚子里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一连十二个钟头甚至更长。我们在那儿伪装好，不让敌人发现我们。我们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中间只隔七百到八百米。有时连五百米都不到。”
　　“我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反正上帝没让女人成为兵士。我在给您讲一件事情……”
　　“我们开始反攻了，推进十分迅速。但后勤部队被远远甩在后面，炊事车也被炸毁了，一连几天吃不上热饭，全靠面包干过活，大家舌头都磨破了，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了。”
　　“我的副手被地雷炸死了，于是我又带了一个新兵到前沿去。突然，一匹小马出现在中间地带。它真漂亮，尾巴特别柔软……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好象周围什么也没发生，也根本不存在战争。我们听到德国人在嚷嚷，大概是从他们阵地上跑丢的。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
　　“它要逃走了，打死来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
　　“这距离冲锋枪打不着！”
　　大家看着我们：
　　“狙击手过来了。先请她们打吧……快打呀，姑娘们！”
　　“怎么办？我想都没想。抬手就开了枪。小马腿一软，横倒了下来，细声细气的嘶鸣着，声音随风飘了过来……”
　　“我在事后才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漂亮可爱的小马，我竟然一枪把它打死了，要拿它来煮汤喝！可当时，我听到背后有人在哭，回头一看，是那个新兵。”
　　“怎么啦你？”我问
　　“‘我可怜那匹小马……’她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好一个多愁善感的大小姐！可我们大家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可怜这马，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人。你不是不知道，我们要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我们要杀德国鬼子，自己也得活下去……”
　　“我回头看那群刚才还在怂恿我开枪的男兵，他们刚刚还在大喊大叫，求我开枪。而现在一个个都埋头干自己的事，还有人用看怪物似的眼光看着我，好象我天生就是这么个铁石心肠的女魔头……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我上小学时，我们家的母牛病死了。为此我哭了好几天。妈妈担心我哭出病来，也跟着哭。可是那天，我竟然想都没想抬手就杀了一匹可怜的小马……”
　　“晚饭送来了。炊事员对我说：‘好枪法！今天菜里见荤啦……’他放下饭盒就走了。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里，根本没动一下饭盒。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噙着泪水走出掩蔽部……姑娘们跟着我出来，异口同声地安慰我。她们很快就各自端起饭盒吃起来……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
　　“每天晚上我们照例都要聊天。聊些什么呢？当然，要聊家庭，聊自己的母亲，聊已经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我们还畅谈战后将干什么工作，谈我们将嫁给什么样的男人，丈夫是否会爱我们，等等。我们的大尉连长故意逗我们说：
　　“哎哟，姑娘们！谁都觉得你们可爱，但是打完仗保准没人敢娶你们。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脑门心，还不把丈夫的命要了！”
　　“我和丈夫实在战争中认识的。我们是一个团的战友，他负过两次伤，一次震伤，在部队干了一辈子。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我的脾气他心里最有数。如果我大着嗓门说话，他或者毫不介意，或者默不作声。我跟他已经过了三十五年，两人心贴心。我们养了两个孩子，都念到了大学。”
　　“再对您讲些什么呢？……恩，我复员到了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还要步行机公里。现在那里有地铁，可当时还是一片接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有一道深沟很宽，我得穿过去。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天已经全黑了。不用问，我不敢在晚上过这条深沟。当时我站在沟边上，怎么也不敢往下走。不知道是该返回去第二天再走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好笑了“在前线时天天在死人堆里摸爬滚打，什么可怕场面没见过？可现在竟然被一条沟给镇住了。看来残酷的的战争一点也没能改变我们的天性。我们从德国返回的徒中，在火车上，不知从谁的被囊里窜出一只老鼠。一下子全车厢的姑娘都乱了套，谁上铺的从高处倒栽了下来，哇哇乱叫。跟我们同路的大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你们都是拿过勋章的狙击手，人都杀过竟然还会怕耗子！’”
　　“算我走运，正当我在沟边上不知如何是好时，一辆卡车开了过来，在我面前刹住了。”
　　“我要去迪亚科夫村。”我说。
　　“我也正好要去那里”车上的小伙子笑着说。
　　“我钻进驾驶室，他帮我把皮箱拎上车。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勋章，问道：
　　“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
　　我告诉他：“七十五个！”
　　他嘿嘿一笑：“吹牛！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见过吧？”
　　我突然认出了他是谁，
　　“科尔卡 契绍夫！是你吧？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系过红领巾？……”
　　战前我曾在母校当过少先队辅导员。
　　“你是——玛鲁西卡？”
　　“是啊”
　　“真的是你！”他停下了汽车。
　　“快送我回家吧，干吗在半路上停车？”我的眼睛了噙了泪水，他也一样，多么意外的相逢啊。
　　“到了村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对我妈说：‘快，我把您的女儿带回来了！’”
　　“我回到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先要学会重新穿裙子和便鞋，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习惯于扎腰带。笔挺的站着，而现在的衣服就象口袋似的套在身上。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对裙子已经感到陌生，因为老是长裤。晚上把裤子洗干净，然后压在自己身下，躺在上面睡觉，我们管这叫‘熨裤子’。但是冬天根本干不了，只能凑合着穿出去，结果在严寒中立刻就冻出一层冰壳子。别看我们回来了，穿着老百姓的服装，可一看到军官就禁不住想敬礼。我们吃惯了供应，回来后自己去粮店买东西，经常忘了给钱，拿了东西就走。幸好售货员熟悉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过后想起来又难为情，第二天赶紧给人家补上，还要赔礼道歉……”

　　接下来这个故事，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看第二遍。战争对女性的伤害实在是太残酷了。
　　她沉默了，在这沉默的片刻，我提任何问题都是不合适的。
　　“我们在不太久之前，大概是七八年前吧，刚刚找到了战友玛申卡 阿尔莫西娃。在库尔斯克战役的一天，一位炮兵师长负了重伤，倒在胸墙外面，她爬过去救他。结果一颗炮弹在她面前爆炸，师长被炸死了，弹片则削掉了她的双腿…………。我们把她送到卫生营，一路上她不停的哀求我们：‘给我一枪吧，姐姐，给我一枪吧……”她就这样哀求着……苦苦哀求着……后来她被转送后方医院，我们则继续前进，返工。她从此便断了音讯。我们都不知道她后来到了哪儿，情况如何。我们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都得不到回音。后来还是她当年在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在远东的一个残废军人疗养院里发现了她。这些年她一直隐名埋姓，躲开所有认识的人，好让大家都以为她死了。期间她住过很多医院，动了几十次手术。连她的亲生母亲也一直以为她死了……这种事儿，您能想象得到吗？三十五年啊，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这就是战争…………我们后来把她接出来，参加老战友的聚会，我们安排了她的母亲来和她见面，母女两人在主席台上抱头痛哭，台下的所有人也都在哭……”
　　“现在我还常常梦见战争，不是钻掩蔽部，就是在炮火中转移阵地。醒来时，都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实在不愿意去回忆……”
　　我以切肤之痛感受着这个裹着旧毛毯的瘦小女人内心深处储藏着的那种无法排解的痛苦。“孩子……”——她喃喃地说着，一边缓慢地把滚烫的双手伸过来，跟我到别。
　　我离开她来到大街上。此刻，我实在无法恢复自己原来的心情了，因为她的这番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战场上，就算你能活着回来，心情也总是痛苦的。现在我常常在想：伤了胳膊，或伤了腿都没关系。但伤了心灵……那就痛苦极了……要知道，我们离家时都还是些小丫头……我们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
　　我唯一的罪过就是，
　　活着从战场上归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能够，
　　却没有救回那些必死的人们。
　　他们——老的老，小的小——
　　永远地留在了死神身边，
　　但我终究，终究，终究……
　　这是亚历山大 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诗。他那“终究，终究，终究……”的诗句至尽还常常扣击着我的心灵。我还要继续寻访前线女战士们，要把她们的故事写满几十个笔记本，统统录到我的磁带上。我要和她们一起痛苦，一起希望。请相信吧，我会发现另一种战争的。因为我们过去对战争既了解得太多，又了解得太少了…… 
 
第02章　“再长长吧，姑娘……你们还嫩呢” 

　　我浏览着一篇篇的录音“摘录”稿，读着一封封来信，试图想象：她们。这些在四一年跟着撤退部队一起离家出走，围着兵役委员会百般纠缠，幼稚地不顾一切地为自己增加一两岁，一心想上前线的女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人？据她们自己回忆，当时她们的年个十时亿年 世界一夜之间便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往事：那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最后一次课堂铃声，为毕业舞会准备的新连衣裙，假期，初恋，对未来的幻想……另一部分是战争，被称作战争的那一部分首先就让她们遇到不容回避的选择。而对她们中间许多人来说，选择生死竟如呼吸那样简单。
　　我试图设想，倘若这种选择摆在我的面前，我又会怎样。于是我用另一种目光来打量我的防哪个件：心爱的书籍，唱片，正柔和地照亮着我的台灯，隔壁传来的我所熟悉的母亲的鼾声……我的这一切都得丧失啊。这时我便不那么急于复述什么生死选择不过象“呼吸一样简单”了，尽管当时她们就是这样的。更何况现在的我比当初那些姑娘要大许多呢……
　　莫斯科人季娜伊达 伊万诺夫娜 帕尔申娜（列兵，通信兵）在信中说：“……我是志愿上前线的。干吗不上呢？大家都去……整天渴望的就是撒谎能够前线……别的念头全没有……”
　　我到热烈兹诺沃德斯克去休假（不过开了头的工作是到哪儿都放不下的），在那里我十分偶然地认识了纳塔莉 伊万诺夫娜 谢尔盖耶娃（列兵，卫生员）。她有声有色地对我讲述了她家里的事情：
　　“我家有八个孩子，前面四个是女孩，我是老大。战争在进行。德国鬼子已经逼近莫斯科……有一天，爸爸现在回来，他流着泪说：‘我以前都为自己的孩子都是姑娘感到骄傲，都是漂漂亮亮的……可是如今，家家都有人上前线，纬度我们家没有……我老了，热不会要我。你们呢，都是丫头，而男孩子呢，又太小……’那时我们全家真难过。”
　　“后来上面办护士培训班，父亲赶紧把我和一个妹妹送去。他逢人就说：‘这是我为战争所作的最大贡献了……’”
　　象这种情况远不是个别的。西瓦什斯科耶市的安东尼娜 马克西莫娜 克尼亚节娃（下士，通信兵）在来信中也这样写到：“我家没有男孩子，只有五个女孩。母亲和我们一起疏散到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围困时，我们便自愿上了前线……全上了前线，整个家庭！一个妈妈，五个女儿。父亲早就参战了……”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种母性的牺牲精神更高尚的了，可是谁能够明察母亲的拳拳之心，领悟其中的含义呢？
　　“我们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到兵役委员会去，申请上前线。”明斯克人达吉杨娜 谢苗诺娃（中士，调度员）回忆说。“我们到了兵役委员会，可是那儿的人对我们说：‘再长长吧，姑娘们……你们还嫩呢……’我们当时都只有十六七岁……”
　　“不过我还是达到了目的。他们把我收下了。我本想和女友进狙击学校的，可是人家告诉我们：‘只能让你们当调度员，而且没工夫让你们学习。’我们要乘火车走了，妈妈一连好几天守在车站。看到我们上了车，她赶紧跑过来，把馅饼和十几个鸡蛋塞给我，然后就晕倒了……”
　　叶夫罗西尼亚 格里戈里叶夫娜 勃柳斯（大尉 医生）回忆说：
　　“我们家全是女孩——四个小姑娘。上前线的就我一个。爸爸幸福极了，因为他有女儿上了战场，女儿去保卫祖国了。那天，爸爸一大清早就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领取入伍通知书，又专门赶大早返回来，想让全村人都知道……
　　叶夫盖尼亚 谢儿格耶夫娜 萨普洛诺娃（近卫军中士 航空机械员）离开故乡叶列茨上了前线。她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我央求妈妈，千万别哭。那天虽然是白天，可是天黑沉沉的四下一片哭声。我们的母亲们都在为自己的女儿送行，她们简直不是在哭，而是在嚎啕大叫了。我妈妈倒没哭，她呆呆地站着，象块石头。难道她真舍得我走吗？不，她是在控制自己，她怕我突然大哭起来。我是她最小的女儿，家里人都宠着我。而此时，我头发理得象个男孩，一身军装。妈妈和爸爸起初都不肯放我上前线，但我那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上前线，上前线，上前线！跟你说吧，现在挂在博物馆里的那些宣传画，象《祖国母亲在召唤你》，《你为前线做了什么？》，当时对我影响可大了。我认定了，在这儿，在后方，只有年长一些的妇女才可以留下，而我，说什么也得到前方去。
　　“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全家都参战了。爸爸，妈妈和姐姐当了铁路员工，随着战线向前推移，修复铁路，我们都得了‘胜利’奖章，父母，姐姐，我……”
　　奥尔加 米特罗方诺夫娜 鲁申茨卡娅（中士 忽视）从斯塔弗罗波尔边区写来了一封信：“我上前线的那天，真是个好日子。空气潜心，细雨霏霏。妙不可言！我是早晨上路的，站在家门口，想着：也许，我再也回不来了吧？妈妈流着泪，紧抓着我不放手。等我走远了，她又追上来，死死地抱着我不肯松手……我坚信自己一定能回来，我不会死的。我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我怎么会被打死，世上怎么可能会不再有我了呢？……”
　　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 扎波尔斯卡娅是在军队里遇上战争的，她是部队的电话接线员。她所在的那支部队驻扎在鲍里所夫，战争开始后没几个星期就打到那儿了。父母住得并不远，她完全可以回到他们身边，一同向后方撤退。但她作出的是另一种选择，象她的女伴们那样。
　　“我随着自己的部队撤出了鲍里所夫，”加林娜 德米特利耶夫娜讲述到，“我来又撤到摩基廖夫。德国人在向这座城市狂轰滥炸，特别是机场。而我们就在机场一带建立起通信站。轰炸不分白天黑夜，真是凶猛得很。大批的部队不断地后撤……”
　　“这时，全体姑娘们象一个人似的，唰地同时向前迈出了一步。我们一共十二人，一直决心保卫祖国。”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士兵们把发凡和送到电话总机旁，我们匆忙吃点，在总机旁打个盹儿，然后继续工作。根本没时间洗澡，我只好提出着的请求：”姑娘们，把我的辫子剪了吧……”
　　战火还没烧到古比雪夫州布祖卢克市，莲诺契卡 雅科夫廖娃就急着申请上前线了。“现在还叫你莲诺契卡，没有叫你莲娜呢，你怎么申请上前线了呢？你妈妈会舍不得的……”邻居大娘们都这么劝到。
　　可是，小姑娘哪能劝得动呢？诸位一定都记得尤里亚 德鲁宁娜的诗里是怎样写的：
　　我少年时就走进肮脏的闷罐车，
　　加入步兵梯队和卫生排。
　　隆隆的炮声我们充耳不闻，
　　四一年的一切全都司空见惯。
　　我从课堂走进潮湿的掩蔽部，
　　因为不论是“美妇”还是“圣母”“亲娘”，都不如“俄罗斯”这名字
　　更加使我亲切，向往。
　　叶莲娜 帕夫诺夫娜 雅科夫廖娃（准尉 忽视）讲述到：
　　“……当我们重新找上门去时（我记不清那是第几次了），兵役委员会总算没有把我们赶出去。 好吧，就算你们学到了一些专业知识，就算你们能当忽视和司机……可是你还能干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我们不相信我们只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会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都认为太长。好在这个短训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有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准确的说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院长：‘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 谢苗诺夫娜 卡丽贝尔达（上士 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兵，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顾念叫玛伸卡 松古诺娃。这位可爱的玛伸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请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诺娃战士。”
　　“列兵松古诺娃请求接触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
　　“可是你们还能干些什么?你们在战场上能干些什么?……”
　　我们不相信我们会给人家添麻烦。我们能干些什么?在我们面前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只想打仗，这就是一切我们还没想到过：打仗，就是需要做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事情。兵役委员提出的这个问题一下子弄得我们狼狈不堪。
　　“我和另外几个姑娘一块儿进了护士训练班。训练班要求我们至少学习六个月，而我们坚决表示：不时间太长了，对我们不合适。还有一个学制只有三个月的短训班。说实话，三个月，我们也认为太长。好在这个训练班就要结业了，我们便申请参加考核。只学习了一个月，晚上在医院实习，白天上课。一通过考试，我们立刻被派到兵役委员会。就这样，我们总共只学了一个月多一点……”
　　“但是，并没把我们派到前线，而是派到了医院。那是在四一年八月底。次年二月，我离开了医院，干脆说吧，我是逃出来的，开了小差。我不可能公开提出来。我身上没有证件，也没带任何物品，就这么钻上了卫生专列。写了一张纸条留给医院：‘我不来值班了，我上前线了。’就是这样……”
　　鲍里索夫市的玛利亚·谢苗诺芙娜·卡丽贝尔达(上士，通信兵)，回忆说：
　　“要是我永远不干通信工作，也许我永远也说服不了自己，因为我不明白这工作也是战斗。有一回，师长来看望我们，我们整装列队。在我们中间有个姑娘叫玛申卡·松古洛娃。这位可爱的玛申卡一步跨出队列，说：
　　‘将军同志，允许报告。’
　　‘将军回答：
　　‘好，你说吧，松古洛娃战士，说吧!’
　　‘列兵松古洛娃请求解除她的通信勤务工作，派到射击岗位上去。’“您知道吗，我们当时全是那样。我简直无法用言词表达，来说明我们那时的心情。我们情绪很大，认为我们所干的这项工作——通信联络，太平淡了，简直是在贬低我们。我们只想到最前沿去。
　　“ 将军的笑容倏地收敛了：
　　“‘我的小姑娘们呐！(您要是能瞧见我们当时那副模样就好了――一个个吃不好，睡不安。师长显然已不是作为师长，而是作为父亲来跟我们谈话了。)你们也许还不明白自己在前方的作用。你们，就是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军队没有通信联络，就好比一个人身上的血液不流动……’“玛申卡·松古洛娃又是头一个按捺不住自己：
　　“‘将军同志！列兵松古洛娃象一把刺刀，时刻准备执行您下达的每一项战斗任务I’“后来我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刺刀’，一直称呼到战争结束。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库尔斯克战线，上级授予我们一面团旗。当时，我们这个团，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二九独立通信团，已经有百分之八十是女子了。我很想同您讲讲——我们那时是什么情形，我们心灵深处产生了怎样的想法您是想不到的。我们团长接过旗帜，发出命令：‘全团官兵，单膝下跪向团旗致敬！’这时，我们所有的女兵，是多么幸福啊！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现在将和其他各团队一一坦克团、步兵团……完全—样了。我们站在那儿哭着，个个都泪如泉涌。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把任何任务都交给我们吧，因为我们的祖国正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要对您说的，也许您现在不会相信。我那时因为工作紧张过度，积劳成疾，浑身都是病。我患有夜盲症，这是由于吃不饱饭和神经性疲劳过度引起的。可是授过团旗后，我的夜盲症居然好了。你想想吧，第二天我就没病了，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整个身心都受到一次振奋……”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位游击队女护士的故事，她现在是白俄罗斯国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讲解员，叫薇拉·谢尔 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虽然她讲的不是战争初期的事件，但她说的事儿仍使大家想到了那些事件，而且在每个故事里，你都能发现新的、出人意料的细节，这些细节格外确切、格外全面地传达出那个岁月的气氛。
　　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说：
　　“我所在的游击队并入了红军正规部队。阅兵后，我们被通知上缴武器，干别的工作。我们很纳闷：怎么回事啊？战争还在进行，仅有一个白俄罗斯得到解放，我们怎么能交出枪支?!我们每个人都想把仗打下去。于是我们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们那儿所有的姑娘都来了……我向他们表示：我是护士，请把我派上前线。兵役委员会的同志许诺说：‘好吧，我们一定考虑您的要求，等需要您的时候，我们马上通知您。您先去工作吧。’“我等啊等……可他们根本没来找我。于是我又来到兵役委员会……我一连跑了好多次。最后，他们对我说了实话，护士已经太多了。再不要护士了，不过明斯克市正需要人清理废墟……
　　“您要问，我们那儿的姑娘们都是些怎样的人?我们游击队有个叫切尔诺娃的，已经怀孕了，还把地雷夹在腰里，紧靠着胎儿卜卜跳的心脏。通过这件事您就可以清楚了，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唉，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我们从小就受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我还有一位女友，她带着女儿走遍全城，在小姑娘裙子里，好几层传单裹在身上。女儿举起小手，央求妈妈：‘妈妈，我太挤了……妈妈，我难受……’这时大街上布满了德寇和伪警。
　　“孩子们也参加了战斗……我们把他们带到队伍里来，但他们毕竟是孩子。当我们被围困时，大家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决定把孩子们撤出前线。可是他们还是从儿童收容所跑回前线来。在路上他们被敌人抓住，但他们还是逃出来上前线……
　　“当时是怎么回事?还要过好多年，这段历史才会弄清楚，您想想，一个孕妇带着地雷走路……而她还在等着自己孩子的降生……她热爱生活，她想活下去……可她还是那样做……”
　　用什么话来解释这种热情呢?托尔斯泰把它称做“潜在的爱国主义热忱”。而她们谈起自己来倒简单得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又何必说呢?我们从小就受的这种教育：祖国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祖国。”但我们却必须弄明白这些，要把—切都搞清楚，因为我们是她们的后代，她们的子孙!
　　我一边听录音，一边浮想联翩……不，我不能设身处地地想问题。我怎么有权在这里谈自己?如果用“我”去度量“她们”，那就不能仅仅是记录，而且还要体验：当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象着，仿佛亲眼看到她们如何进入弥漫着士兵烟草味的闷罐车一一这些姑娘，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穿着清一色的军服，不合体的空落落的军大衣，显得那么笨拙、难看。她们还不肯当着女伴的面流眼泪，不好意思接受母亲长时间的拥抱：要知道，她们这是在开赴前线哪!
　　据她们今天回忆，当时在火车上，年纪稍大的女人都心事重重，默不作声，而她们年轻人一路上又唱又笑。我问她们，她们上前线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回答是一样的：高唱心爱的歌曲。对此我觉得奇怪。她们当时哪懂什么战争?十七八岁的姑娘怎么可能懂得战争?
　　比如，医士玛利亚·瓦西里耶夫娜·季霍米洛娃回忆说，她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才从护校毕业，分配到列宁格勒地区的一家乡村医院。她刚刚到任，安顿下来，——
　　“我立即被召到兵役委员会，得到通知说：‘给您两个钟头时间，收拾一下，要派您上前线。’我急忙整理行装，把所有东西都装进一只小手提箱里。”
　　“您打仗随身带的是什么?”
　　“糖果。”
　　“什么？”
　　“满满一皮箱糖果。先前派我到农村工作时，发给了我安家费。一有了钱，我便用这钱统统买了巧克力糖，整整装了一皮箱。箱子最上面放了一张护校同班同学的合影，上头全是女孩子。
　　“我到兵役委员会报到。兵役委员问我：‘把您派到哪儿去呢？’我反问他：‘我的女伴要去哪儿?’——我和她是一起到列宁格勒来的，她在邻村工作，离我十五公里远。兵役委员听到我的话笑了：‘她恰恰也是这样说的。’”
　　明斯克地区贝列金诺中心区的塔玛拉·伊拉利奥诺夫娜·达薇多维奇(上士，司机)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是从司机训练班出来的，学了六个月开车。我是个教师（战前我读过中等师范），但根本无人间津，战场上谁需要教书的？需要的是军人。我们训练班里有很多姑娘，能配备整整一个汽车营。
　　“有一天外出训练……我一想起这事就不由自主地要流泪。那时在春天。我们打完靶返回营房。我在野外采了一束紫罗兰花，很少的几朵。我采来后，把它绑在枪刺上，就这样一路走了回来。
　　“回到营地，指挥员召集大家列队，然后点到我的名字。我站了出来，可我忘记枪刺上还扎着一束紫罗兰花。指挥员开始厉声训斥我：‘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他弄不懂，在这种严酷环境中我居然还有心思想到花儿。
　　“可我没有把紫罗兰扔掉，而把它悄悄取下来，揣进了衣袋。为了这几朵紫罗兰，我被罚了三次额外勤务……
　　“还有一次，轮到我站岗。夜里两点钟，别人来换我的岗，但我不想换。我对下一班的人说：‘你站白天的岗吧，现在再让我站一班！’我自愿站了一整夜的岗，一直到天亮。仅仅是想听听鸟叫。
　　“我们开赴前线，路过大街小巷，街道两旁自动排起了围观的队伍：有妇女，有老人，有孩子。大家都在抹眼泪：‘小姑娘上前线了。’我们整整一营全是姑娘……我们坐上军列向前开，那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想法很幼稚。我和另一个姑娘站在车厢连接处。有几个小伙子邀请我们过去坐：‘姑娘们，你们一定饿了。我们这儿有面包干。’但我们拒绝了：‘我们才不去呢。’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独立性……”
　　为什么在大量的细节中，我只挑选这样两件呢——一手提箱糖果和绑在枪刺上的紫罗兰?也许是因为我想要了解的这个姑娘的性格是我所熟悉的但又是最为真实、最为亲切的。不管那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正是这稚气未脱的一手提箱糖果和一束紫罗兰所引起的三次额外勤务，极其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内心，远胜于大批敌军被炸毁的军列、击落的飞机，烧坏的机械化装备，以及大量的战利品。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消灭了足以奠定胜利基础的敌军军列、飞机和机械化装备。而今天使我最为激动和感奋的，却不是军事战役的描写，而是战争中人们生活的细微末节。战争强化了当时生活中每桩事实、每件琐事的意义，在这儿，生活已改变了原来的面目。
　　这些普通姑娘到底是怎样变成了非凡军人的呢?她们虽然时刻准备建立功勋，但她们并不适应军队。同样，军队也不适应她们，因为姑娘们大多是自愿参军的。人们对她们估计不足，也没思想准备。“我在兵役委员面前又撒泼又撒娇。兵役委员奇怪地问我：‘谁告诉你说要接收姑娘参军啦？’要知道当时战争才开始没几天……在这一年中，我死活认定：我是能作出什么贡献的，可是什么贡献也没让我做，除了往前线寄去唯一的一双暖手套。我的毡靴是三十四码的，寄去也没有用。于是我又接二连三地跑兵役委员会……”——柳鲍芙·伊万诺夫娜·奥斯莫洛夫斯卡娅(列兵，侦察员)回忆说。
　　当兵的学问她们不是迅速而轻松地掌握的。得穿四十码的厚毡靴和带帆布套的美式大皮鞋(她们管帆布套叫‘履带’)，还有军大衣，而且必须剪掉辫子(个个姑娘都对这惨痛的损失耿耿于怀，少女的过去和军人的今天从此截然分开)，习惯军队纪律，学会识别军衔，学会射击目标，匍匐前进，缠包脚布，一连几昼夜不睡觉，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带上防毒面具，挖战壕……这些具体的战争生活，在她们要求参军之前，无论如何是想不到的。
　　格鲁吉亚奥甫恰村的诺娜·亚历山德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列兵，高射机枪手)回忆道：
　　“我们刚进入车厢，训练就开始了。一切满不是我们在家时想象的那样。必须很早起床，自由活动的时间一分钟也没有。而我们身上还保留着以前的生活习惯。只受过小学四年级教育的分队长古利亚耶夫下士教我们军事条令，他连有些单词的音都发不准，我们很不满意。我们认为：他能教我们什么?……
　　“体检以后．要进行入伍宣誓。司务长拿来了服装：大衣，船形帽，军便装，裙子。没有女式衬衣，就发了两件厚棉布缝制的男式长袖衬衣；没有绑腿，发的是一双长袜子和一双笨重的前后都钉着厚铁掌的美制大皮鞋……在连里，数我个子最矮，体重最轻，身高才一米五三，鞋子穿三十四码。不用说，军工厂是不制做这么小尺码军鞋的，美国人更不会供给我们这种小号鞋。发了我一双四十二码大皮鞋，不用解鞋带就可以直接把脚插进鞋筒，皮鞋很重，我穿上它，只能拖拖拉拉地走路。
　　“我列队走过石头马路时，路上都进出了火星，我的步态稀奇古怪，根本不象在走队列。那吃尽苦头的第一次行军，现在真是想想都可怕。
　　“连长看到我走路的模样，把我叫住了：
　　“斯米尔诺娃，你是怎么走队列的?难道你没学过吗？为什么不高抬腿?我宣布罚你三次额外勤务！’“我回答说：
　　“是，上尉同志，三次额外勤务！’我转过身去要走，可是皮鞋掉在地上了，两只脚都被鞋筒磨出了血。
　　“到这时，事情才真相大白：我是不能象别人—样走的。于是，连队的鞋匠帕尔申奉命为我用旧帆布改制了一双三十六码的高筒靴……” ．她们就这样，告别了青春，告别了无忧无虑，稚气未脱的生活，跑来适应军队纪律了。……
　　莫斯科人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飞行员)在信中写道：
　　“我们那时都是象你们现在一样的小姑娘，别以为，我们是如何与众不同。纪律、条舍、等级标志——所有这些军中奥妙我们并不是很快就掌握的。我们每天站岗守卫飞机。条令中规定，如果有人过来，必须命令他站住：‘站住，哪—个?’可是，我的一位女伴有一天站岗看到团长远远过来了，大声喊道：‘请停一下，那是谁呀?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您说可笑不?她竟然喊：‘对不起您，我可要开枪了！”
　　另一位莫斯科人，空军大尉克拉芙季亚·伊万诺夫娜·杰列霍娃讲述道：
　　“……姑娘们刚到航校来时，梳着各式各样的发型。我也把—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可是怎么洗头呢?到哪儿去吹干?你刚刚洗好头发。警报响了，就得马上跑出去。我们的队长玛利娜·拉斯柯娃命令所有人都要把长发剪去。 姑娘们一边剪—边哭。后来获得了荣誉称号的飞行员莉丽亚·利特维亚克，当初怎么也不愿意跟她的长辫子分手。
　　“我只好去找拉斯柯娃：
　　“‘队长同志，您的命令执行了，只有利特维亚克违抗命令。’“玛利娜·拉斯柯娃尽管具有女性的温柔，但毕竟是个称职的十分严肃的领导。她命令我回去：
　　“要是你连上级指示都不能完成，还算什么党小组长，向后——转，开步———走！……’“连衣裙、高跟鞋什么的，我们实在舍不得扔掉这些东西，就把它们藏在背囊里。白天穿长简靴，晚上就在镜 子前面偷偷穿穿高跟鞋。这事还是被拉斯柯娃发现了——过了几天便下了个命令：所有女式衣物全部要打邮包寄回家去。
　　“不过，我们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学会了驾驶新式飞机，这在和平时期需要两年。为了做到这一点，得要求姑娘们具有军人气质，要求她们对任何别的事情都不分心，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每次我们乘汽车去澡堂洗澡，看到城里的女人全都穿高跟鞋，戴着漂亮的头巾。她们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是我们从前那种老百姓的口子。我发现，我的姑娘们个个都沉着脸……”
　　经过了六个月，或者是三个月的训练，她们有的获得了护士证书，有的在狙击学校、航校或工兵学校学完了速成训练大纲，于是她们便加入了狙击手、飞行员和工兵的行列。她们拿到了红军证书，但还远不是军人。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她们经过了学校学习，她们有这方面的学问，但还没有经过战争和前线的考验。战争和前线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书本印象，往往是些稚气十足的概念。
　　兵役委员会接受了一批杰出的战士。有些土兵被派往游击队去工作，可是却有人问：“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
　　维拉·弗拉季米洛夫娜·谢瓦尔德舍娃(上尉，外科医生)说：
　　“那年秋天，我被召到兵役委员会。一位上校问我：‘您能跳伞吗?’我承认我害怕。他把空降兵的待遇夸了一大通——服装漂亮不用说，每天还有巧克力吃。可是我从小就害怕登高。于是他建议：‘那我们把你派到游击队去吧。’‘到了那儿，我怎么给莫斯科的妈妈写信呢?’他最后只好用红铅笔在我的派遣证上写道：‘去草原方面军……’“在火车上，有个年轻的大尉爱上了我。他整夜待在我这节车厢里不走。他在战争中身心受到很大创伤，多次负伤。他反复打量着我，说：‘小维拉，您可千万别灰心丧气，不要学得粗暴。您现在多么温柔……我可是什么都见识过了……’“我和女伴走了一个月，总算到了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第四近卫集团军。我们一到，主治外科医生便出来了—会儿，看看我们，然后把我们带进手术室说：‘这就是你们的手术台……’救护车一辆接一辆开来，还有‘斯杜捷别克’牌重型汽车。伤员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睡在担架上，我们只问了一句：‘先救谁?’‘先救不吭气的……’过了一个小时，我已经上手术台工作起来了。一直做下去……一连做几天几夜手术，稍稍打个盹。然后很快揉揉眼，洗洗脸，继续做。真累啊，累得饭都不想吃。
　　“我们在士麦林卡车站遇到非常猛烈的轰炸。铁路停运了，我们也四散跑开。我们的一位副政委，昨天才切除 阑尾，他今天已经在跑了。我们在森林里坐了—整夜，躲着飞机。可是，火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铜烂铁。清晨，德国飞机又超低空飞行，仔细搜索树林。我们还能躲到哪儿去呢?又不能象田鼠一样钻到地里去。我抱紧一棵白桦树站牢：‘哦，我的亲妈呀!……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是我能活下来，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后来我无论对谁讲起我怎样紧抱着白桦树不放，都引起一阵嘲笑。其实，我当时真说不定会倒霉的，不是吗?我直挺挺站着，白桦树树干白闪闪的……
　　“我是在魏纳市迎接胜利日的。我们到动物园去玩了一趟，一直渴望去。本来我们也可以去参观集中营的，但我们不愿意……”
　　野战洗衣队的列兵靳维特兰娜·瓦西里耶夫娜·卡泰希娜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家里一共三口人：妈妈，爸爸和我。父亲是第一个上前线的，妈妈想跟父亲一道去。她是个护士。可是父亲去了一个地方，母亲去的是另一个地方。我那时只有十六岁，人家不愿意要我。我就—遍又一遍地往兵役委员会跑，磨了一年多，总算把我收下了。
　　“我们坐了好长时间的火车。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从医院返回前线的战士，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他们给我们讲前线的故事，我们坐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听人说，我们会遇到敌机扫射，于是我们就坐着，等着；那么，敌机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扫射?于是他们说，这样吧，我们一块儿去关照—声，就说我们已经全都过了扫射关了。我记得有个战士，对了，是个大男孩，军装上佩着—枚崭新的勋章。我们一点儿也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经历战争的。不料，没有派我们去握枪杆子，而是叫我们去洗衣做饭。姑娘们全是我这个年龄，参军前父母十分宠爱我们。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而在这里我却要搬柴草，生炉子。最后我们还要把炉灰收起来，放到锅里代替肥皂，因为内衣很脏，有虱子……”
　　最难熬的是刚到前线的那几天、那几周和那几个月因为人们还保留着原先和平生活中的感情和习惯，所以心情是格外的恐怖，格外的反常。战争本来就使得一般人痛苦不堪，何况她们这些被父母溺爱、心疼、老是当娃娃看待的小姑娘呢?列宁格勒的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把这种姑娘叫做“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这—比喻点出了一个女人的天性与她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感受体验和耳闻目睹所产生的全部矛盾——姑娘们在战争中变成了另一种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热情、不同寻常的听觉和眼力。
　　索菲亚·康斯坦丁诺夫娜·杜布尼亚科娃(上士，卫生指导员)：
　　“我们听人说，头部和腹部的伤是最重的。于是每当遇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就拼命把肚子和脑袋藏起来。我们在一辆破烂汽车旁边拣到一个司机坐垫，便用它挡身体，再把脑袋垫在膝盖中间……
　　“至今我还记得我救护的第—个伤员。我常常想起那张脸…·他是大腿根附近开放性骨折。您想想，骨头都戳了出来，伤口稀烂，肉全都翻到外边。我虽然从书本上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种伤，可是当我爬到他跟前时，我支持不住了，恶心得直想吐。突然，我听到了说话声：‘小护士，给我点儿水喝……’这是那个伤员在对我说话。(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情景。)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突然冷静下来了。‘唉！’我想：‘好一个屠格涅夫笔下的娇贵少女！人家受伤都要死了，而你，这温柔的造物，还恶心呢……’我赶快打开急救包，给他包扎伤口。我逐渐镇静下来，提供了我力所能及的战地服务。
　　“我现在常常看一些战争影片：护士上前沿阵地，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千干净净，不穿棉裤，只穿一条小短裙，小船形帽，凤尾发型……唉，太虚假啦!……难道我们这样子还能去背伤员?……周围清一色都是男人，你怎么能穿着一条短裙这样爬来爬去。说实话，只是在战争结束时，上级才把裙子当作盛装发给我们，也只有在那时，我们才领到了针织品内衣，而不再穿男式的粗布衬衣，我们真是欣喜若狂，为了能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内衣，我们就把套头军装前面的扣子统统解开……”
　　明斯克人安娜·伊万诺夫娜·贝丽娅(第四十八集团军老战士)回忆说：
　　“我们遇到了空袭。人们全都跑到沟里。我也拼命地跑，忽然听到有人在呻吟：‘救命！……’而我还在继续跑……过了一会儿，喊叫声又传到我耳朵里，我这才突然感到了肩上救护挎包的份量，以及……一种负疚感。恐惧被扔到了九霄云外！我扭头又跑了回来：原来是一个受伤的士兵在呻吟。我立刻冲上去为他包扎，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死者，别人也许早已司空见惯，而骑兵连卫生指导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柯尔日却吓得够呛。这个当时只有十七岁的姑娘对此终生不忘：
　　“在战争中我曾想过：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而事实上好多事情都被我逐渐淡忘了……可是有一幅景象我连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楚楚……一个十分年轻的漂亮小伙子被打死，躺在地上。我以为他会得到隆重安葬，但人们只是把他抬起来，送到了一片榛树林里，草草挖了个坟坑……既没有棺材，也没有任何仪式，就把他放进坑里了，然后直接盖上了土。阳光是那么强烈，照晒着他……那是在夏天，连遮太阳的篷布也没有，毫无陪葬，只好让他穿着身上现有的军装和马裤。好在他的服装还是崭新的，显然他刚到前线不久。就这样把他安葬了。坑很浅，刚好够他躺进去。他的伤口不大，却是致命伤——在太阳穴上，血也流得不多。他躺在那儿，就跟活着一样，只不过是脸色苍白。
　　“扫射之后便开始了轰炸，有一颗炸弹落到弹药箱上，弹药又向四面八方爆炸……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可死人总得埋啊！但我们在那种处境里怎样埋葬死者?只好在附近，在我们所待的掩体跟前，挖个坑，把他埋掉就得。只留下一个土堆。不用说，只要是德国人紧跟过来，或者开来汽车，坟头会立刻被压平，成为普普通通的平地，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们经常在树林里掩埋战友……就在那些橡树底下，在那些白桦树底下……
　　“直到今天我都没勇气到树林里去，特别是到老橡树和白桦树的树林里去……我不能在那儿坐着……”
　　这严酷的回忆就象尖声惨叫一般留在她们心中。她们的叙述开始总是平心静气，而到结束时几乎是声嘶力竭了。说完，就抑郁不乐、惘然若失地坐着。每逢这时，我就感到十分内疚，我知道只要我一走，她们就得吞服安眠药片，喝镇静剂。而且她们的儿女们早就用祈求的目光盯着你，意思是说：‘她讲够了吧?别让她伤心过度了……’只有一个理由能安慰我，这就是：我将把她们那生动的声音用录音磁带以及尽管单薄但却比最博闻强记的头脑更加可靠的纸张保存下来。然而，坐着听这些故事，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而她们讲述就更费劲了。
　　亚·杰林吉耶夫娜·德蕾秋克(上士，海军陆战队某营卫生指导员)说：
　　“我第一次看到死人时，直到低下头来，才弄清那是个死人，我哇地哭了起来。我站在那儿哭啊哭，哭声引来了好多小伙子。战斗十分激烈，伤员多得很，而连队已经冲过去了，迅速推进到很远的地方，把我留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弹坑里，里面躺着重伤员，大都腹部受伤，一个接—个地死去了。每死一个人我就大哭一场。
　　“有个伤员的断腿卡在裤管里，他大喊着；‘快给我包扎腿呀！’我给他剪开裤管，他请求说：‘小护土，救救我的腿吧!……’”
　　下面是明斯克市国立口腔门诊所医生玛丽亚·赛丽维尔斯托夫娜·巴若科(战地护士)的回忆：
　　“我最受不了的是给人截肢……常常要做高位截肢，就是把整条腿都锯下来，当我把断腿搬出去，放到盆子里时，抱都抱不动。我记得，那些断腿都很沉。我抱着，就象抱个孩子……特别是几乎从大腿根上截下来的腿，我最受不了。我常常梦见我抱着这样的腿……
　　“可是给妈妈写信从来不写这些事。我只写到：这里一切都好，我吃得饱穿得暖。妈妈已经把三个孩子送上前 线；她心里够难过的啦……”
　　卫生指导员、国际红十字会一级证章一一“弗罗仑斯·南丁格尔”金质奖章获得者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斯米尔诺娃(当时姓古哈尔斯卡娅)从列宁格勒地区的一个住宅新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
　　“我头一次看到伤员，吓得昏了过去。过后就挺过来了。我第一次爬到弹雨中去救伤员时，拼命大叫着，好象要压倒炮火的轰鸣。后来就完全习惯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五十六集团军三四三师坚守着通往斯大林格勒的一片高地。德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它夺过去。战斗打响了，德军坦克向我们进攻，但我军的炮火打得它们寸步难行。德国人退了下去。在开阔地带，我们一个炮兵中尉受伤了，他叫科斯加·胡多夫。几名卫生员冲上去想把他救回来，结果都牺牲了。两条救生犬爬过去(我在那儿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狗)，也给打死了。这时，我一把扯下棉帽子，挺直身子站立起来，先是小声，然后就高声唱起一支我们在战前最喜爱的歌曲《我陪伴你去建立功勋》。双方的人员——我们这边和德国人那边——全都安静下来。我跑到科斯加跟前，弯下腰，把他抱上小雪橇，拉回我方阵地。我一边走一边暗自想：‘只要不打后背就行，宁可让他们打我的脑袋。’可是直到我把伤员拉回我们阵地，敌人连一枪也没开……
　　“那时发给我们的衣服根本不够用：因为衣服总是沾满血迹。我救的头一个伤员，是上尉贝洛夫，最后一个伤员是谢尔盖·彼得洛维奇·特罗菲莫夫，迫击炮排的中士。一九七O年，他来我家作客，我把他头部受伤的地方指给女儿们看，那儿落下一块很大的伤疤。我从炮火下一共救出了四百八十一名伤员。有个新闻记者算了算：整整一个步兵营……”
　　杀人的技术在不断改进，可救人的办法却一成不变——依然要把伤员背在背上运回来。我没有看到过她们在激烈的炮火下怎样背伤员，可是有一次我亲眼见过一群强健有力的男子汉从火车车厢往下卸粮食：扛起六十到八十公斤重的麻袋包(等于人的平均体重)，他们的衬衫湿得都能拧出水来。这是个愚蠢的比较，可是我却好象亲眼看到了我所陌生的战场救护工作。我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秘密：受伤的人通常要此本身的体重重得多，何况是在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来到前沿阵地，仿佛比那些年纪丈一些的人还能吃苦。我不知道这现象该如何解释。我们把男人背在身上，而他们体重要此我们重两、三倍，除了他本人的体重，还要背他的武器、他身上的军大衣、大皮靴。八十公斤的重量压在身上，一点点往回爬。放下这一个，马上去背下一个，又是七、八十公斤……每次冲锋都得这样背五、六次。而我自己却只有四十八公斤一—一芭蕾舞演员的体重。真不能相信，我们那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斯特列尔柯娃，助理军医）。
　　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达维多娃在战争开始时刚好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毕业，确切地说——她们是四一年七月六日被授予毕业证书的。她当即申请上了前线。她奉命跟着特工分队秘密前往敌后，走遍了整个白俄罗斯的游击队通道。战后她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所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长期从事战争的研究。”薇拉·萨弗隆诺夫娜讲述说：“我在自己制订的诸多研究选题中，自然选定这样一个题目；是什么原因促使女人参加战争的?我认为，这涉及到我们民族的特点。当我们的妇女看到她们的国土要沦丧、民族要灭亡时，她们是不能心安理得地给孩子洗澡，心安理得地烧饭做菜的。另外，妇女解放， 男女平权，在战争初期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比如，我们在战争第二天就从学校跑到了兵役委员会：‘让我们上前线吧!’其实，我们对前线是怎么回事和为什么上前线还很糊涂。不用说，我们被拒绝了：‘去吧，先去通过国家考试。’“我们通过了考试，又来申请上前线。姑娘们都提出了申请……当然，战争，这绝对不是女人的事情。男人才把战争变成自己的职业。女人不可能适应这种职业，尽管她们天生具有适应才能，在吃苦耐劳方面此男人强好几倍，尽管她们是母亲，她们必须保卫、守护自己的孩子，她们比男人更富于韧性——这是她们的天性。然而，她们终究不能习惯战争。
　　“我们在四二年越过前线，驻扎在一片坟场附近。我们知道，德国人距离我们只有五公里远。这天夜里，他们一个劲地发射伞式照明弹。照明弹一发接一发，此暗彼明，把很大一片地照得通亮。排长把我带到坟场边，指给我看照明弹是从哪里发射出来的，那儿是一片灌木丛，里面可能有德国人。虽说我不害怕死人，从小就不怕坟地，可我那时才二十二岁啊，又是第一回站岗，所以两个钟头里吓得够呛。结果，早晨我发现了一绺初生的白发。我站岗时，眼睛紧盯着那片灌木丛，它簌簌作响，摇摇晃晃，我总觉得好象有德国鬼子从那里走出来……
　　“深夜里在坟场站岗，这难道是女人干的事吗?我们现在完全是用另一种感情来看待这一切了。男人们对待一切都比较简单，他们往往就是这样想的：该站岗了，该射击了……而对于我们，这毕竟太难以接受了，因为我们有女人的天性。当然，我们全都迫使自己适应战争，迫使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可是却要付出十倍的艰辛。
　　“男人们出于自己的天性，是用另一种眼光看待事物。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儿不久前埋怨她的丈夫：‘唉，他居然不记得我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了。他不再爱我了……’是的，男人在这方面是无所用心的：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对于他们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对待感情有另一种标准。所以，谈到战争中的女人，必须考虑和顾及到我们女人的心理……
　　“不过，在危急的情况下，女人，这类柔弱而冲动的造物，却显出比男人更有力更善于忍耐。我们常常一口气急行军三、四十公里……马匹累倒了，男人们支持不住了，而女人却一边走，一边唱。姑娘们能从战场上把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汉背回来，而且四肢不会动弹的男人显得更加沉重，这些在今天看来都是难以置信的……”
　　好多年过去了。当薇拉·萨弗隆诺夫娜用见证人和史学工作者的目光来回首往事时，仍然感到惊讶：她当年怎 么会做到这一点的?她们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但她们的路确实走下来了，困难克服了，仗也打下来了。这种女性的自我牺牲行为，从道德上看真是无法估价。
　　尼娜·弗拉季米罗夫娜·克维连诺娃(上士，步兵连卫生指导员)回忆说：
　　“有关部门不批准我上前线，嫌我年龄小，我当时刚过了十六周岁，离十七岁还差得远呢。我们家有个邻居被征召了，她是个医助。拿到通知书，她就哭个不停，因为她家里还有个很小的男孩。于是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代替她去吧……’“战士们有的送我面包干，有的送我方块糖。他们总觉得我可怜。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有‘喀秋莎’炮，它就伪装着隐蔽在我们后面。它开始射击时，真是天摇地动，火光四起。刹那间，我都惊呆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喧嚣和闪电般的火光把我吓坏了，我一头栽进水洼中，军帽也丢了。士兵们看了捧腹大笑：‘你怎么了，小尼娜?你怎么了，亲爱的?’“常常进行肉搏战……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什么呢?记得最清楚的是敌我双方肉搏时的骨头折裂声……肉搏开始了：立刻出现了这种骨头折裂声，软骨咯咯响，坚骨咔咔响。每次冲锋我总和士兵们一块儿上去，当然是跟在后面，稍稍靠后。所以我什么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
　　“战后我回到土拉老家，那时已经多年不打仗了，可我还是经常大喊大叫。妈妈和妹妹就常常深夜守在我床头哭泣……”
　　在当时的环境中，人们同情她们，照顾她们，尽可能地体贴和爱护她们。可是环境往往不可思议地迅速改变人的感情，使怜悯转化为残酷。譬如，叶卡捷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拉勃恰叶娃(列兵，卫生指导员)回忆了这么一件事：
　　“我背着第一个伤员时，两腿软绵绵的。我一边背着他走，—边低低哭着：‘你可别死啊……你可别死啊……’我一边包扎，一边哭着，一边跟他说话，我真是可怜他。一个军官从旁边走过，对我大骂起来，甚至骂得很凶，跟所有这种场合里的男人一样……”
　　“为什么他要骂您?”
　　“因为象我这样怜悯和哭泣是不许可的。我累得筋疲力尽，而伤员还很多。
　　“我们乘车一路过来，到处躺着死人……剃得精光的脑袋泛着青色，就象被太阳晒过的土豆……”
　　在列兵卫生员纳塔利亚·伊万诺夫娜·谢尔盖耶娃的故事里也讲到了这种事：
　　“伤员从战场直接运到我们医院。一次就有二百多人挤在板棚里，而护士只有我一个人。我已经不记得那是在什么地方了……好象是在某个村子里……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记得，当时我连续四天没睡觉，没坐下歇歇，每个人都在喊我：‘护士……小护士……救救我，亲爱的！……’我从这人跟前跑到那人跟前，有一次我绊倒了，躺在地上立刻昏睡了过去。叫喊声又把我惊醒。这时有个军官，是个年轻的中尉，也是伤员，撑起健康的半边身子对他们喝道．‘静一静!不许叫，我命令你们！’他理解我，知道我是没有力气了，可是其他的人还在叫喊，他们疼得厉害呀：‘护士……小护士……’我—下子跳起，拔腿就跑——也不知往哪儿跑，要干些什么。这是我到前线后第一次放声大哭……”
　　不必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初遭遇：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救护的第一个伤员，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大家都想把这一切留在自己心中。比如，薇拉·谢尔盖耶夫娜·罗曼诺夫斯卡雅就想把自己在游击队生活时用过的每一件小东西都保存在博物馆里：木制茶杯，炮弹壳做的小匣子，降落伞缝制的女式衬衣。她讲给我听：‘不久前来了一个女游击队员，把降落伞做的衬衣，降落伞做的胸罩都带到博物馆来了。我们在游击队里都缝过这些小玩意。她把这些保管了四十年，当她病重时，她怕自己会突然死掉，才送到我们博物馆来了。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却嘲笑她：这算什么，有谁想看这些玩意?它们跟英雄主义有什么关系? ……
　　我看着写字台上的一堆信件和录音磁带，它们向世人证明了：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成千上万。 

第03章　“只有我一人回到妈妈身边……” 

　　我要去莫斯科访问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关于她，我所知道的情况在活页夹里暂时只占了一小页：十七岁上前线，在第五集团军三十二坦克旅第一营作战，任卫生指导员。她还随该营一起参加过著名的普罗霍洛夫卡坦克大战。战后做共青团工作。鲍里索夫市的采访者收集了解放他们家乡的第三十二坦克旅的大量资料，也是他们帮助我找到了她。自从我在报上公布了几封有关战争的通信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少先队员们纷纷前来。就这样，很出我意料地，我身边出现了好些自告奋勇的帮手。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数十个被采访者的地址中如何进行选择?起初，我把所有被采访者的姓名都记录下来。后来我发现，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应该采用另外一种筛选和积累资料的办法。我把现有的地址分类排好，努力体现这样一个原则：尽量记录不同军事岗位上的妇女的事迹。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去认识生活的。尽管这个比喻有它的局限性，但这样假设是合乎逻辑的：护士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面包师看到的是另一种战争；空降兵看到的是一种战争，飞行员则又是一种战争；冲锋枪排排长看到的也与众不同……每个人仿佛都有自己的视野半径。这位女性是在手术台边工作的，她说：“我见过多少截下来的胳膊和大腿啊……简直无法相信世上还会有四肢完整的男人了。似乎男人们不是受伤，就是阵亡了……(捷姆琴科，上士，护士)，另一位女性，是围着炊事车的锅台转的，她说：“有时打完一仗，谁也没活下来……热粥热汤全做好了，可就是没人来吃……”(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还有一位女性的活动半径只是小小的飞行舱：“我们的营地在密林深处。有一次我飞行归来，打算在森林里散散步。这时已经是夏季，草莓都长出来了。我沿着林中的小径走着，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德国人，是被打死的……您可知道，当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因为在这以前我还从未见过死人，别看我已经打了一年仗。那是在高空中，是另一码事儿……下面是一片火海，废墟……只要一起飞，我们心里便只有一个念头：找目标，扔炸弹，返航。我们不必去看什么死人，所以这种惊恐我们从没经历过……”(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而在女游击队员的脑海中，至今还会把战争与熊熊篝火的气味联系在一起：““干什么都少不了篝火——烤面包啦，煮汤啦。就是篝火烧剩下的一些黑炭，我们也要在上面烘烤皮袄啦、毡靴啦什么的，大家有什么都拿来……”(女游击队员薇索·茨卡雅)。
　　坦克部队的卫生指导员，通常都是由男人担当，而这里突然冒出个毛丫头来!在战争中，干什么都有风险，但坐在光溜溜的装甲外壳上面去冲锋陷阵，没有任何防护，只背着—个医疗包——这，已经不只是风险，而纯粹是惊险了。
　　我收到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信后，马上收拾行装上路了。
　　我们这个包厢里，总共只乘了三个人。饮茶的时候，我们依照惯例开始闲聊。
　　“喝茶，本该设法再吃点什么的，可是不行。医生不准，说我心脏不好……医生说，体力活动太少。脑力劳动过量了，体力活动却不够。”
　　“我也是不久前心绞痛突然发作。好在我有一幢别墅。人们各有各的健身办法。有人早晨跑步，有人举哑铃，而我呢，有别墅就行了……”
　　“我女儿是大夫……神经科医生。她说，现在人们缺少笑，缺少兴奋快乐，而事实证明，缺了这些，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损害。不能没有……”
　　“我可是一直没有工夫……我们总在奔波忙碌。战后那会儿，我们都还年轻；一无所有，喝茶时常常没糖可加。可是只要聚在一起，就十分快活。那时我们常常聚会。我们—起唱歌……可如今呢，就是年轻人也很少聚在一起，或一同去干些什么……”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位旅客叫尼古拉·鲍里索维奇——就是那个抱怨心脏不好的人。另一位叫柯切特科夫：“大家都只称呼我的姓，而不便于叫名字。我的爹妈真会别出心裁，给姐姐起名叫艾列克特利佳(即电学家)，管弟弟叫卢宾（红矿石），而我叫米尔(和平)——米尔·加利斯特拉托维奇……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给我起名叫普廖姆尼克（收音机）……那时是盲目崇拜科技的时代。如今我们连宇宙飞船也造出来了，而不是什么收音机、无线电之类的东西了。现在时髦的是另一些名字，象克赛尼亚啦，娜塔丽雅啦，叶芙多基娅啦等等……”
　　这两个人都打过仗，因为他们的上装上佩戴着略章。（一种长方形的标志牌，不同的略章代表不同的勋章，奖章级别，供平时佩带。——译者注）
　　“年轻人哪里懂得当时的困难哟……”
　　“他们是懂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
　　“不，他们根本就不想懂，因为我们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生活。我们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要，光知道爱护他们。可是他们理解我们吗?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不用问，这番话是冲着我来的。于是我便详细讲给他们听，我是去采访谁，为了什么……
　　“我先来跟您谈谈吧，亲爱的姑娘，”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神经质地用匙子敲打着茶杯。我已得知，他过去是个工兵营长。“那时有两个小姑娘到我这个营来，还要当什么工兵排长。谁知道是干部处的哪个蠢货把她们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即把她们打发回去，尽管她们气得死去活来。就她们，居然还想到前沿去当工兵排长，排雷开路!”
　　“您干吗要把她们撵回去?”我问
　　“道理多了。第一，我有足够的优秀中士，派来的这两个小姑娘能做的事，他们全能做好；第二，我对她们的底细一清二楚，她们是我过去呆过的那所建筑学院的女大学生，我们同过学呢。我认为，女人没必要到前沿来。我们男人已经够了。而且我还想到，我将会给军务在身的弟兄们增添更多的麻烦：要为她们挖单独的掩蔽部，还要安排一大堆女孩子必不可少的、各种各样的讨厌事情。”
　　“这么说，您认为姑娘们在战争中只能是多余的累赘了?”
　　“不是，我可没这么说。要是回顾历史，在各个时代俄罗斯妇女不仅送丈夫、兄弟、儿子去作战，为他们担惊受怕，等待他们回来，而且在危难时刻还亲自与男人们并肩战斗。雅罗斯拉夫娜早先就登上过要塞城墙，把煮沸的松香浇到敌人头上。可是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男人的心里，总还是有—种负疚感：竟然让女孩子们来打仗!——我心里—直有这种感觉……我给您讲件事。那是我们撤退的时候，正值秋天，雨没日没夜地下着。路边躺着—个被打死的姑娘……是一个卫生指导员……她是个很美的姑娘，长长的辫子，却浑身是污泥……一个女人，就这样躺在地上，在我们眼前，那样的惨状，置身于那样的污浊肮脏之中，这种死在我们是多么难以想象啊!我见过许多死人，但这景象最使我忘不了……”
　　“到今天还有必要回忆这种事情吗?”柯切特科夫惊讶地说，“我曾听说过我们的护士们在陷入敌军重围后，拼命开枪，击退退敌人，保护伤员，因为这时伤员就跟孩子一样虚弱。对这一层我能理解，可是当我听说两个妇女带着狙击枪爬到中间地带去杀敌，我就不能理解了——这毕竟是‘狩猎’呀……虽然我自己就是个狙击手。我开过枪……但我到底是个男人呀……”
　　“可她们杀的是敌人，又不是大街上的普通行人。”
　　“我不懂，我不懂。”柯切特科夫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或许我能带这样的女人去侦察，但是我不能带我老婆去……不，让我老婆当狙击手，我可受不了。我习惯于把妇女当作母亲、当作未婚妻。我弟弟给我讲过一件事，当时一群德国俘虏被押着从我们城里经过，我弟弟那帮小鬼就朝俘虏队伍打弹弓。我母亲看到了，‘啪’地给了弟弟一个嘴巴。原来，俘虏也是些大孩子，希特勒把最后的老本也抛出来啦。我弟弟那会儿才七岁，但他记得很清楚：我妈妈怎样一边看着这些德国人，一边放声大哭：‘你们的妈真是瞎了眼，她们怎么肯把你们这样的人放出来打仗呢！’战争，就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事。可以写写的男人的打仗故事，难道还少吗?”
　　“然而，姑娘们参加战争决不是因为她们对杀人感兴趣。因为，当时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已是危急关头，连教授们都请求当民兵……”尼古拉·鲍里索维奇激动起来了。“请注意，姑娘们打仗都是自愿的，胆小鬼是不会上前线的。这都是些勇敢无畏、非同一般的姑娘。比方说，战场上去背伤员，这意味着什么?我这就给你们讲一件事……有一回我们发起了冲诈，但可恶的敌人拼命扫射机枪，整个营的人都倒下了……全都躺在地上……可也没有全部牺牲，大都负了伤。德寇还在扫射，火力不减……谁也没有料到，从堑壕里跳出了一个小姑娘，接着跳出来第二个、第三个……她们开始包扎伤员并把他们往回背。看到这番情形，连德国人也惊呆了。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里十点多钟，姑娘们全都负了重伤，然而她们每个人都救出了多达五、六个伤员。可是上级给她们的奖赏却十分吝啬。战争初期奖章发得不多。那时规定，背下伤员还必须带回伤员的武器。进了卫生营，首先要问的是：武器在不在？因为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还不充足。不管是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全都要背回来的。四一年曾经发布过关于奖赏救护人员的281号命令：从战场上救出十五个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一道)者，授予‘战斗’奖章；救出二十五人者，授予红星勋章；救出四十人者授予红旗勋章，救出八十人者授予列宁勋章。而我给您讲述的，是在战斗中抢救出五、六个人所起到的作用……”
　　柯切特科夫到走道里抽烟去了。只剩下我和尼古拉·鲍里索维奇两个人留在包厢里。
　　“在前线的姑娘里，有不少人长得很漂亮。”他继续说。“可是我们没把她们当女性看。尽管在我看来，她们都是些相当出色的姑娘，但是我们都是把她们当作奸朋友看待的。
　　“你们对她们就没产生过柔情吗?”
　　“什么叫‘产生柔情’?她们是我们的好朋友，是她们从战场上把我们抢救回来的。我两次负伤都是她们给背回来的。我怎么能对她们怀有非份之心呢?难道您能嫁给自己的兄弟吗？那都是我们的小妹妹……”
　　以上是我在火车上的一次不期而遇的交谈。
　　……走出地铁，我来到一个普通的莫斯科庭院。冬天，这些院子不知怎么搞的，各是各的样儿，比在夏天时还要突出。好象每个院儿里都住着一位不露面的设计能手，他们用白雪装饰着树木、长凳、游乐场、秋千。也许因为不露面的巧匠们都在独自工作，所以各个庭院也就各各不同了。在这家能工巧匠掌管和布置的小庭院里，秋千座使人觉得象铜鼓，树木好象是没有修剪好的干草垛——不知是管理人太疏忽，还是因为心烦意懒，手忙脚乱。
　　在我看来，采访一个人总是在我进入他家之前，在我打开活页夹、录音机之前就开始了。这院子的情景和电话里那种惊奇的嗓音，已经在我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您来了?马上要到我家?您在老战士协会里什么也没搞清楚?可是关于我的全部材料都在他们那儿呀！”我一路上紧张地思索着，猜测着。我的幼稚想法的可靠性每次都经受到生活的考验，生活对它们毫不宽容。
　　一位个子不高、体态丰满的女人开了门。她象男人那样，朝我伸出一只手表示欢迎。一个小孙子拽着她的另一只手。从这孩子的沉着镇静，便可猜出她的家人已经习惯了陌生人的频繁来访。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把我请进她的房间。
　　“很遗憾，您没有预先说—声，我没有做准备……”
　　“或许，不准备更好。记住的是最生动最精彩的……”
　　“我有一些剪报。关于我们三十二坦克旅，人们有很多报道。我去把这些材料拿给您看……”
　　房间很宽敞，就象许多办公室那样。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书籍(大部分是回忆录)；很多放大的战时留影；在一支鹿角上挂着一顶坦克帽，在一张光滑的小茶几上摆着一排小小的坦克模型，每个小坦克上都带有赠与者写的小标签：“某部队全体官兵赠”、“坦克学校学员赠”……在沙发上，我旁边“坐着”三个布娃娃——穿着清一色的军装。就连窗帷和房间的壁纸也都是保护色的。
　　“我的女邻居们都很奇怪：‘你怎么搞了个军事陈列室啊?’而我生活里却不能没有这些。”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说。
　　她把孙子打发到隔壁房间去后，我打开了录音机。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准尉，坦克营卫生指导员)说：
　　“坦克兵部队本来不肯收女兵，甚至可以说根本不予考虑。那我是怎么进去的呢?我家住在加里宁州的科纳柯沃市。那时我刚刚通过考试，从八年级升到九年级，还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它对于我们还象是一种游戏。我们充满了好奇……
　　“那时我们家住的是公寓，里面住着好多人家，每天都有人上战场，彼佳叔叔，瓦夏叔叔……大家去送他们，好奇心强烈地折磨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一直跟他们走到火车站。当乐曲奏起来时，妇女们嚎啕大哭——这一切都没使我们害怕，相反，却把我们逗笑了。我们向往的，首先是能坐上火车到外面跑跑。在我们看来，战争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比如说我吧，喜欢军装上的纽扣，它们那么闪闪发亮。尽管我已经到救护训练班学习去了，可仍象是在做游戏……
　　“后来学校停课了，动员我们去修筑防御工事，住在荒郊野外的棚屋里。我们甚至为比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总算开始做一些与战争有关的事情了。我们被编入弱劳力营，从早晨八点干到晚上八点，一天干十二个钟头，挖防坦克壕。我们全是些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有一次，正在干活中，我们突然听到一种声音。有人高喊：‘空袭——!’又有人叫着：‘德国人——！’大人们急忙跑开躲避，而我们却觉得很有趣，想看看德国飞机是什么模样，德国人又是什么模样。飞机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什么都没看清楚。过了一会儿，飞机又转了回来，这回飞得很低，我们看清了上面的黑十字，不过仍然是一点儿恐惧都没有，只有好奇。突然，飞机上的机枪口冒火了，开始了猛烈扫射。我们亲眼看着平时在一起学习、干活的小伙伴们倒了下去，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继续站着，看着。成年人向我们扑过来，把我们按倒在地上，可我们还是一点儿都不害怕……
　　“很快，德国人离我们的城市非常近了，只有十来公里。我和姑娘们—起跑倒兵役委员会去，说我们也要去保卫祖国，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们。结果，我们没有全部被收下，只收下了有耐力、有气力的姑娘，当然首先得要年满十八岁。有个大尉在给坦克部队挑女兵。不用说，他对我不屑一顾，因为我只有十七岁，还小。
　　“要是步兵受了伤，通常倒在地上，’他向我解释着，‘你可以爬到他跟前，就地包扎，或者背回掩蔽部。坦克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是他在坦克内负了伤，就必须把他从舱口里面背出来。难道你能背动这样的壮小伙子?你知道吗，坦克兵个个都是大块头!在你要往坦克上爬时，四面八方都在朝它开火，子弹、炮弹皮到处飞。你知道坦克燃烧是怎么回事吗?’“‘难道我不是跟大伙儿一样的共青团员?’——我差点要哭出来了。
　　“‘当然，你已是共青团员。可是你太小了……’“和我在同一学校和同一救护训练班学习过的女友们——她们确实是高高大大、体格强壮的姑娘一—都被招走了。我感到很委屈，她们都要走了，我却要留下来。
　　“我去为朋友们送行。当然，我什么都没对父母说。姑娘们很同情我，同时也舍不得分手，于是她们把我藏在帆布里面。我们乘坐敞篷的吨半卡车往前方开去。大家都扎着各式各样的头巾：有黑色的，蓝色的，还有红色的！舒拉·基赛廖娃甚至把吉他也带上了。卡车向前行驶，我们已看到战壕了。战士们看到我们，大叫大嚷：‘演员来了！女演员来了！’我们好象受到了莫大侮辱，我们是到前线打仗的，可是他们竟然说我们是什么‘演员’！
　　“我们开到司令部驻地，大尉下令整队。全体都跳下卡车排好队，我站在最后一个。姑娘们都带着行装，而我啥都没有。因为我是突然跑出来的，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带。头上扎着的也不是头巾，而是妈妈的—件短衫。舒拉把她的吉他塞给了我：‘拿着，不然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参谋长从司令部里走了出来，大尉上前去向他报告：
　　“‘中校同志！十二名前来服役的姑娘听候您命令！’“中校看了看我们的队伍，说：
　　“‘可是这里并不是十二名姑娘，而是整整十三名。’“大尉还是坚持己见：
　　“‘不，是十二名，中校同志。’他绝对相信是十二名女兵。可是他转身一瞧，立刻向我走来；‘你是打哪儿钻出来的。’“我说：
　　“‘我是来打仗的，大尉同志。’
　　“‘你给我站出来！’
　　“‘我是和女友们一道来的……’
　　“‘你要是和女友一起参加舞会，就—起参加好了。可这里是战场……给我走近些！’“我妈吗的短衫还扎在头上呢，我就这样朝大尉走过去，向他出示了救护班的证明书，请求道：
　　“‘您不用怀疑，叔叔，我是有力气的，我做过护士工作，我还献过血呢……您行行好吧……’“两位首长都看了我的所有证件。最后中校还是命令：
　　“把她送回家去，搭最早的便车！’
　　“在汽车还没来时，他们决定把我暂时放在卫生排。我坐在卫生排里，做着纱布棉球，只要一看到有汽车到司令部来，我马上就溜进树林。在那里呆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等汽车开走了，我再回来……
　　“这样过了三天，我们营投入了战斗。我们三十二坦克旅第一坦克营……全体出动去作战了，我就在掩蔽部内做接纳伤员的准备。半个小时不到，伤员就开始送回来了……还有牺牲的人……这次战斗中我们的一个姑娘也牺牲了。这下倒好，大家早把我忘在脑后了，他们对我的存在已习惯了。指挥员们甚至已想不起我是怎么回事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我得有军装穿啊。上面只发给我们每人一个背囊，好让我们放放私人物品。背囊是新的，于是我把收口的绳子剪断，把袋底拆开，套在身上，就成了一条军裙……我又找来了一件不很破的套头服，腰里系上一条皮带。我决定去向姑娘们炫耀一番。可是，我刚扭着腰肢在她们面前走了几圈，准尉司务长到我们掩蔽部来了，后面跟着参谋长。
　　“司务长大喝一声：
　　“‘立正——！’
　　“中校走了进来，司务长向他报告：
　　“‘报告中校同志！姑娘们中间出现严重事故：我发给她们背囊，让她们放私人物品，可是她们却把自己套进去了！’“参谋长一下子认出了我：
　　“‘哦，你还在这里呀，你这小兔子！那么这样吧，准尉，发给姑娘们全套服装就是了。’“至于要我搭便车离开前线一事，早就没人提了。给我们发了全套军服。坦克兵有帆布裤，膝盖上还缝有垫布，而给我们发的却是薄工作服，象是印花布那种料子。土地里有一半儿是金属碎片，石头也全都翻了出来。所以没过多久，我们浑身又破破烂烂的了。因为我们不是坐在坦克车里，而是在地上爬来爬去。坦克常常起火燃烧，坦克手就是活下来，身上也被烧伤了。我们也会烧伤的，因为要钻到火里去，要往外背浑身着火的人。从舱口往外背一个人很困难，特别是炮塔射手。
　　“我们都是没有经过军事训练就到部队来的，所以对于什么军衔是什么官儿，一无所知。司务长一个劲儿向我们灌输说，现在你们是真正的军人了，应该向任何军街比你高的人敬礼，走路要挺胸昂头，大衣要扣好纽扣。
　　“可是那些男兵呢?见我们都是些黄毛丫头，便总爱拿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卫生排派我去打开水。我到了炊事员那儿，他打量着我说：
　　“‘你来干什么?’
　　“我答道：
　　“‘打开、开水。’
　　“‘水没烧。’
　　“‘为什么?’
　　“‘炊事员们还在锅里洗澡。现在先洗澡，然后用锅烧开水……’“我信以为真，提起水桶往回走。迎面遇到了医生：
　　“‘你怎么空手回来了?’
　　“我回答说：
　　“‘炊事员们在锅里洗澡呢，水还没烧。’
　　“医生搔搔后脑勺，问：
　　“‘哪有炊事员在锅里洗澡的?’
　　“他带着我转回去，狠狠教训了那个炊事员一顿，给我灌了满满两桶开水。
　　“我提着开水桶，迎面又碰上了政治部主任和旅长。我立刻想起来，上级教我们要向每个军官行礼，因为我是列兵。可现在来了两位军官，我该怎么同时向他们两人敬礼呢？我—边走一边想。等走到跟前，我放下水桶，两只手同时举到帽檐上，分别向他们两人行礼。他们正走着本来没注意我，这时却惊讶得睁大了眼睛：
　　“‘是谁教你这样敬礼的呀?’
　　“‘准尉教的，他说必须向每个军衔比我们高的人敬礼，而你们是两个人在一起走……’“对于我们女孩子来说，军队里的样样事情都是深奥复杂的。要学会识别肩章标志就特别困难。我们参军那会儿，还有菱形的、小方块的和长方形的各种领章。你总得费劲去想，某某军官是什么军衔。有一次，一个军官对我说，你把这包文件给大尉送去。可我怎么识别他是大尉呢？我边走边想，结果把‘大尉’这两字搞忘了。我走到他跟前说：
　　“‘叔叔，有个叔叔，就是那边的一个叔叔，叫我给您送这个来……’“到底是哪个叔叔呀?’
　　“就是穿蓝裤子绿上衣的那个……’
　　“我们记得住的，不是这个中尉或那个大尉，而是别的特征：好看的或难看的，棕色头发的或者高个子的……‘喏，就是那个大高个儿!’——你马上就知道是指谁了。
　　“不用说，当我看到了烧焦的工作服、烧焦的胳膊、烧焦的面孔时，我才懂了，这就叫战争。坦克手们从燃烧的坦克里跳出来，浑身都着了火，而且除比之外，他们还常常断了胳膊、断了腿，伤势都很严重。他们躺在那里，向你请求道：我要死了，请写信给我妈。或者，写封信给我妻子……每逢这时，我们心里都有一种比恐怖更折磨人的感受。
　　“有一回我双腿受伤，坦克手们把我抬到一个村庄。我记得这村庄是在基洛夫格勒一带，叫黄村。卫生营所在地的女房东哭着说：
　　“‘真细（是）的，介（这）么年青的小伙子！……’“坦克兵们笑了：
　　“‘大妈，介（这）不细（是）伙子，细（是）个丫头！”
　　“她坐在我身旁，仔细端详说：
　　“‘细（是）丫头？细（是）丫头？明明细（是）个年轻小伙儿嘛……’“我那时头发都剃了，穿着连衫裤工作服，戴着坦克帽——象个地地道道的小伙子……大妈在高板床上给我让个位置，甚至还为我宰了一头小猪，好让我快些养好身子……她老是怜悯地说：
　　“‘莫不细（是）男人不够了，介（这）么一个小妞儿都挑来打仗……还细（是）个小丫头嘛。’“我十八岁那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授予一枚战斗纪念章和红星勋章；十九岁时，获得了卫国战争二级勋章。部队补充新兵时，来了许多小伙子，他们年纪很轻。对他们来说，勋章当然是很稀奇的。何况我和他们年龄差不多，都是十八、九岁。有一次，几个小伙子讥笑地问我：‘你是怎么弄到这勋章的? ……你也参加过战斗？’甚至还有这样故意挖苦的：‘难道子弹会穿过坦克铁甲吗？’“后来，我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给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包扎。我记得，他叫谢戈列瓦特。他请求我原谅：
　　“好护士，原谅我吧，我那时挖苦过你……’“你问我们那时懂不懂爱情？如果说懂，那也是中学生的爱情，而中学生的爱情是幼稚的。我记得，一次我们被包围……四面八方的敌军围得越来越紧。我们下了决心：夜里行动，或者突围出去，或者死掉拉倒。我们知道，死的可能性最大……我不知道，下面这件事该不该对你讲……
　　“我们坐等黑夜到来——毕竟还是想冲出去啊。当时营长负了伤，米莎自告奋勇担负起营长的职责。他最多十九岁……突然，他对我说：
　　“‘你总尝过滋味儿吧？’
　　“‘尝过什么？’我那时倒很想吃点什么。
　　“‘不是什么，是人……’
　　“‘没——有——……’
　　“我也还没有尝过那滋味儿。要是就这么死掉了，却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的滋味儿……夜里我们会被打死的……’“‘你说些什么呀，傻瓜蛋！’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可怕的不是你被打死，而是你就要死了，却还不懂得生活，什么滋味都没有尝过。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死，可还不知道什么是生活。”
　　我们又回到了最痛苦、最折磨人的话题上来。
　　“……在坦克部队里，卫生员死得相当多。因为坦克上没有规定给我们的位置，只能紧紧趴在铁甲上面。我们只担心一件事，就是别把脚伸到履带里去。还必须留神哪辆坦克起火……然后要跟着跑过去，爬上去……在前线时，我们共有五个知心女友：柳芭雅辛斯卡亚，舒拉·基赛廖娃，托妮亚·鲍布柯娃，季娜·拉泰什，还有我。坦克兵们都管我们叫．‘科纳柯沃城的五姑娘’。那四位女伴后来全都牺牲了……
　　“在柳芭·雅辛斯卡亚牺牲的那场战斗前夜，我和她坐在一起，互相搂着，说心里话。这已经是一九四三年了，我们师打到了德聂伯河畔。柳芭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在这次战斗中会死的……我有一种预感。今天我到司务长那儿去，求他发一件新衬衣给我，可他舍不得，说是你不久前才领过一件。明天早上我们两人一起去吧，你陪我去求求他。’我安慰她说：‘我已经和你一起打了两年仗，现在子弹都怕我们了。’“可是到了早上，她还是——个劲儿地劝我一同去找司务长。我们总算讨到两件新衬衣。这样，她终于有了件贴身的新衬衣……雪白雪白的，有一道小松紧带儿……结果她真牺牲了，全身是血……白的衬衣，红的血，红白相间——这情形到今天还留在我记忆里。她事前已经想到了……
　　“我们四个人一起把她抬到担架上，她的身子似乎特别重。我们把所有的小伙子安葬在一起(在那次战斗里我们死了很多人)，而把柳芭放在最上面。我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她已经不在了，她已经死了。我想：我要从她那儿得到点东西留做纪念。她手上戴着一枚戒指，是什么质料的，金的还是普通的我都不知道。我把它取了下来，虽然小伙子们都劝我，说你还是不要拿，这是不祥之兆。最后告别时，每个人都按惯例撒上一把土，我也撒了，而且把我自己的戒指也投了下去，投进坟里，……留给柳芭……我记得她很喜欢我这枚戒指……她的一家人，父亲参加了整个战争，活着回来了，她哥哥也从战场上回来了。连男人都活着回来了……而柳邑却死了……。舒拉·基赛廖娃，是我们几个当中最漂亮的一个，她是被烧死的。她把重伤员藏在干草垛里，敌人开枪扫射，草垛着了火。舒拉本可以逃出来，可那样就得扔下伤员，而他们谁都动弹不了……结果，伤员全都烧死了，舒拉也和他们一起……
　　“托妮亚·鲍布柯娃牺牲的详细经过，我是不久前才刚刚得知的。她是为了掩护情人才被迫击炮弹片击中。弹片飞舞时，那真是千钧一发呵……她怎么还能抢在前头?她救了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中尉的命，她爱着他。这样，中尉便活了下来。
　　“三十年后，彼佳·鲍依切夫斯基从克拉斯诺达尔来到莫斯科。在我们前线老战士的聚会上，他找到了我。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我和他一起到了鲍里索夫，找到了托妮亚牺牲的地点。他从她坟上取回了一把土。后来他写信给我说，他把这土撒在他自己母亲的坟头上了。‘我有两个母亲，’他这样写道，‘一个是生我的母亲，一个是托妮亚，她救了我的性命……’“我们五个姑娘当初—起离开母校，可是只有我一个人回到了妈妈身边。我干吗要回来呢?伙伴们都死了，而我却回来了……瞧，她们的照片全挂在这里。我们一共五个人……
　　“我到过很多地方，给人讲她们的故事……我还亲自动手写……儿子对我说：‘你总是没功夫。’可是我们前线老兵的聚会我却回回不拉。不论我人怎样不舒服，我爬也要爬去……我是为这个活着的……这次的聚会完了，再等下次……”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突然出乎意料地朗诵起诗来：
　　我一生历经了无数事物，
　　但最最美好的回忆，
　　莫过于在烈火中抢救同志，
　　从死神手里夺回战友……
　　“这是我写的诗。”她不好意思拙承认，“我在前线就写诗，现在还在写。姑娘们可喜欢了……”
　　这也是件奇事儿，她们中间很多人在前线写诗，到如今还在用心誊写，保存在家庭档案里——诗歌写得虽然苯拙，但令人感动，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我从采访和多次的会见中，已经养成习惯，看待这种感情就象看待文献一样。正是在这感情的文献中，我听到了时代的语言，见到了一代人的风貌。
　　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两年前，我找到了瓦尼亚·波兹得尼亚柯夫。我们当时都以为他死了，谁知他还活着。他那辆坦克（他是车长）在普罗霍洛夫卡会战中打掉了德军的两辆坦克，他的坦克也被打中起火了。坦克手们全牺牲了，只剩下瓦尼亚一个人——但失去了双眼，全身烧伤。我们把他送到医院里，大家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不料过了三十年，我竟找到了他。还记得，我走上他家那座楼梯时，两腿直发软：是他吗？不会弄错人吧?他亲自开了门，用双手抚摸着我，辨认着：‘小尼娜，是你吗?小尼娜，是你吗?’您想啊，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认得我！
　　“他母亲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他和她一起过活。她和我们一起坐在桌旁，不停地抹着泪。我问她：
　　“‘您干吗还要哭?我们老战友会面了，应该高兴才对’“她回答我说：
　　“‘我三个儿子上了战场。两个死了，只有瓦尼亚活着回来了。’“可是她的瓦尼亚的两只眼睛没了……
　　“我问他：
　　“‘瓦尼亚，你最后看到的是普罗霍洛夫卡战场，是坦克大战……你还记得那一天吗?’“您猜他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只有一件事感到遗憾：我过早下命令叫全体乘员离了车(而小伙子们后来还是都牺牲了)。不然，我们本可以再打掉一辆德国坦克的……’“这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憾事……”
　　我同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接触还在继续，不过已经是书信交往了。我根据录音带把她的故事整理出来后，遵照诺言，给她寄了一本去。几个星期后，从莫斯科来了一包很重的挂号印刷品。我拆开一看，是剪报，文章，和关于卫国战争老战士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的军事爱国主义贡献的正式报告。我寄给她的那本资料也邮了回来，里面简直没剩下什么了——删得面目全非。关于炊事员在大锅里洗澡的那段滑稽文字、甚至丝毫无损于她的“叔叔，那边的叔叔派我给您送来这个”那段，也删掉了……在写有米沙故事的那页纸上，划了三个愤怒的问号。我不得不解释说，我需要的不是什么剪报，而是她的生动讲述。
　　后来我又不止一次地碰到这种事：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譬如，如果在房间里除了讲述人之外，还有个什么亲朋好友或者邻里街坊，那她就讲得缺乏激情，缺乏信任，远不如和我单独呆在一起的时候。我甚至认定了这样一个规律：听者越多，故事越是枯燥无味。尼娜·雅柯夫列夫娜自己也这样说，她对我谈的是—种战争：“就象跟女儿谈心一样，要让你们知道，当时我们完全还是孩子，却不得不经历那一切。”而另一种战争，却是为演讲大厅准备的，“人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象报纸上的官样文章……
　　我读着尼娜·雅柯夫列夫娜的来信，回忆着那天我们在她的餐桌旁无拘无束喝茶的情景。她一个人讲，我们两人一起哭。 

第04章　“我们这幢楼里有两场战争……” 

　　明斯克的卡霍夫斯克大街上有一幢小楼。我一推开这幢楼的大门，就有人对我说，“我们这幢楼里有两场战争。”海军中士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彼得维申斯卡雅在波罗的海海巡部队里服过役。她的丈夫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则当过步兵中士。
　　我和萨乌尔·亨利霍维奇两人在看他们的家庭像册。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正在与女儿通电话。
　　“她在发布晚间命令呢。”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开玩笑说。
　　隔着玻璃门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她咳嗽了?她在我这儿一整天，连一声也没有咳嗽过。你要给她喝点热茶，掺点儿马林果酱，用我的头巾把她喉咙裹好……”
　　一听就知道，外婆的头巾是外孙女的灵丹妙药。
　　“难道这就是我吗?”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打完电话，回到我们旁边，双手捧起一张照片说。在照片上，她身穿水兵服装，胸前挂满了战斗勋章。“我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总感到十分惊讶。我们的外孙女五岁时，有一次萨乌尔把相片拿给她看，她问我：‘外婆，你早先是个男孩，是吗？’您能想得到吗?……”这时她的脸色严肃起来：“那时我们哪有什么子孙满堂的奢望?去年我们去参加老战士聚会，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做爷爷奶奶了。整整一个营的老奶奶老爷爷……您能想得到吗?……”
　　她总爱说“您能想得到吗”这几个字眼儿，看来这是她的口头禅。我打量着她那生动的、天真快乐的面孔。她动不动就爆发出一阵滴溜溜的笑声，引得我真想知道她在四一年那会儿究竟是什么样……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战争一开始您就上了前线吗？”
　　“不，我开始是向后方疏散的。一路上列车不断遭到扫射轰炸，敌机几乎是贴着地皮飞。我记得，一群技工学校毕业的男孩子从车厢里跳出来，他们全都穿着黑色军大衣——这不是当活靶子吗！结果他们全部被打死了。敌机简直是擦着地面飞行……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敌人是在数着人头射击……您能想得到吗? ……
　　“我们在工厂里干活，人家管饭， 日子过得还不错，但心急如焚哪……四二年六月我才收到入伍通知书，把我派往列宁格勒。到达列宁格勒的第一天我记得最清楚：白夜，一队队身穿黑色军装的水兵在街上巡逻。我感到情况很紧张，看不见一个居民，只有探照灯在晃来晃去，水兵们来来往往，他们就象国内战争时期一样，扎着宽腰带，就跟在电影里似的。您能想得到吗?……
　　“城市四周已被团团围住。敌人的包围圈离我们非常近。本来乘三路电车可以到基洛夫工厂，而现在那里已经是前线了。天空只要晴朗，敌人就开始炮轰，而且是有目标地炮轰，炮轰，炮轰……大批军舰停泊在码头边，虽然都进行了伪装，可还是难免被击中。我们负责施放烟幕，任务就是用烟幕来掩盖、保护军舰民船。炮轰一开始，水兵们就说：‘姑娘们快块投放烟幕吧，有了烟幕我们就保险了。’我们携带专门的混合剂，坐着汽车开来开去，而这时候别人全都躲进了防宰洞。只有我们，就象俗话说的，引火烧身。德国人呢，专门对准施放烟幕的地方射击……
　　“告诉您，那时我们的给养来源也给封锁了，但是我们却支撑住了……首先，因为我们年轻，这是重要的一条，其次，列宁格勒市民感动了我们：我们多少还算有一点供给，虽说是最低水平。而列宁格勒的居民常常走着走着就饿得倒下了。有几个孩子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就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拿出一点给他们吃。他们简直已不是孩子，而是一些小老头。就这样，我们仍然坚守着这座城市。我们和男人们干同样的工作。隆冬季节，列宁格勒没有燃料，上级就派我们到城里去拆房子，有的地方还有些木头建筑。当我们向这些木头房子走去时，心里真难受啊……一幢房子好端端地耸立在那儿，而住在里面的人却死的死，逃的逃，现在我们又要把它拆毁。所以一开始，大概有半个钟头，谁也不忍举起撬杠，都呆呆地伫立着。最后指挥员只好自己走上去把撬杠戳进木房子，我们这才开始动起手来。
　　“我们还要采伐木材、搬运弹药箱。我记得，有一次我搬起一个木箱子，咕哆一声栽倒在地上……这是一桩事情，还有一桩事儿，(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啊，因为我们毕竟是女人！)事情是这样：我后来当上了区队长，我这个区队全都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整天待在快艇上，那快艇很小，上面没有厕所。小伙子们需要解手时，可以隔着船舷，就解决问题了。可是我怎么办呢?有两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就一下越过船舷，跳进水里游了起来。小伙子们看见了，就大叫大喊：‘队长掉到水里了！’七手八脚来拉我。当然，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您问武器本身的重量?对于妇女来说，它当然是很重的。刚入伍就发给我们步枪，可步枪比我们人还长。姑娘们走起路来，刺刀高出我们足有半米。您能想得到吗?……
　　“男人对—切都比较容易适应。可我们却弄得很苦恼，特别想念家乡，想念妈妈，想念舒适的生活。我们部队有个莫斯科姑娘叫娜达莎·日琳娜，她得了一枚‘勇敢’奖章，上级还放了她几天假回家，以示鼓励。她探家结束返回部队时，我们都跑去嗅她身上的气味，排好队轮流去闻，大家都说她带回了家乡的味道。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痛苦地思乡……
　　“只要能有片刻休息，我们就坐下来绣点东西，象头巾手绢什么的。公家发给我们包脚布，我们却把它改制成围巾，织上毛茸茸的花边。真想做点儿女人的事情啊!而在部队里女人做的事情太少了，简直让人受不了。为了能拿拿针线缝点什么东西，哪怕只有一会儿功夫来显示我们的天性，我们是不惜找出任何借口的。
　　“我觉得，我们在战争中心肠变硬了，谁都没有真正地笑过一次，没有真正快活过。不，我们的确也笑过，开心过，但完全没有战前那样的心情。战争打了这么多年，人们一直处于一种无法解脱的特殊环境之中。您能想得到吗?……”
　　这句“您能想得到吗”问得有点突然。可是却使我猛地记起，我坐在这里，坐在这幢房子里是为了什么。录音机能够录下语言，保存语调，假如还能“录下”对方的眼神、表情、手势和他们激动的样子就好了。瞧，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穿着一件赏心悦目的少女款式的短衬衫，佩着一条，黑底白点的领带，十分合体。萨乌尔·亨利霍维奇感情充沛，显得很激动，似乎因为那把狭小的椅子容纳不下他，他换坐到大沙发上。他身宽体壮，紧挨着象艺术品一样小巧玲珑的妻子坐着，愈发显得高大了。我望着这对夫妇，无法想象他们竟然双双参加过战争。
　　然而他们确实参加了战争。
　　“我们都经历了战争，”萨乌尔·亨利霍维奇对我说，“但是我们看到的似乎是两场战争……每当我们回忆往事，我都感到，她记得她的战争，而我则记得我的战争，我的部队也有过象她给您讲的如何想家和排队嗅那个探家回来的小姑娘那种事。可是这些事我已经忘掉了……她还没对您讲海军帽的故事吧，奥莉娅，你怎么忘了?”
　　“我没忘，”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突然紧张起来，“讲起来真伤心……那次攻击一直持续到深夜，清晨，我走出去，看到海里浮着一些水兵无檐帽……这是我们的人在什么地方被打落到海里去了。我在岸边站了好久，直到无檐帽在水里飘走为止。我看了整整一个早晨……”
　　“她讲的很多故事我都记得，但就象现在人们常说的，给孙子们讲的都是‘掐头去尾’的故事。我常常给孙子们说的，不是我的，而是她的战争。我发现，孩子对她的故事更加喜欢些。”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的是实话：“我讲的故事，具体军事术语比较多，而她的故事里，更多的是人情味。人情味往往更加引人入胜。我想跟你说说我在战争中的一点儿感受。我们步兵里也有女兵，只要她们当中有一个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把腰杆挺得笔笔直。您是想象不出来的……”他马上补上一句：“这句话也是我向她借用来的。不过，您确实不能想象出，女人的笑声、女人的目光在战场上是多么动人心魄！
　　“您问战场上是否能发生爱情?当然有!我们在战场上遇见的女人，个个都是美丽的妻子，忠实的伴侣。在战争中结婚的人，是最幸福的一对儿。我们俩就是在前线相爱的。当然我不否认还有些不太好的事，因为战争时间很长，在战场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可是我记得最多的是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过，这就象人们听说的，都是非公开的事情。我们连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我们女儿们的命运却不尽顺遂。许多人出嫁后并不幸福。这是因为：她们的妈妈，前线的老兵们，总是按她们自己在前线养成的习惯，按照战时形成的道德标准，来培养女儿们。而在前线，一个人的人品是一目了然的。结果，女儿们根本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她们的家人完全不同，也没有人告诫她们世上还有卑鄙行为。于是，这些姑娘在出嫁时就很容易落入骗子之手。他们善于欺骗她们，因为欺骗她们毫不费事儿。我们前线战友的许多孩子都遇到了这种事。我们的一个女儿也……”
　　“我们这些前线老兵十分感激女记者维拉·特卡琴柯，因为她首先在《真理报》上提出了问题，指出不少前线的女兵现在还是独身一人，没能成家立业，甚至有许多人到现在连住房都没有，对于她们我们是问心有愧的。从那时起多少引起了人们对前线妇女的关注。”
　　“为什么你们不愿意向自己的孩子们讲战争?”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沉默着。萨乌尔·亨利霍维奇说：
　　“那时我们也许还没有理解到，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事。几十年过去了，生活迫使我们去思索早先的遭遇。那时离战争年代还不远，每想起它还十分可怕，我们只想别吓着孩子们。”
　　“是想忘却战争吗?”
　　“就是想忘也不可能。她有个姐姐，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是个寡妇。她有两个儿子，全都牺牲了。一个是被手榴弹炸死的，另一个往家里写过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正开赴前线。一切都好。’可是战争结束后，母亲只得到一份通知书：儿子失踪了。连儿子在什么方向、什么地区失踪都不知道。她不断地在阵亡烈士墓中寻找，只要还活着就一直找下去。我曾经是个军人，而且也不是脆弱之辈，可是每每想起她，我就会流泪。怎么能说忘记……奥莉娅，你还记得吗，每次胜利纪念日，我们总会看到一个年迈的母亲，脖颈上挂着一块跟她本人一样衰老的招牌，上面写着：‘我找库尔涅夫·托马斯·符拉季米洛维奇，他一九四二年在列宁格勒围困时失踪。’从面容可以猜出，她早巳七十开外了，她找儿子找了多少年哪?我真想把这幅照片拿给有些人看，他们如今竟说什么，战争还有啥值得回忆的……您也在说什么忘却战争……
　　“可我却想忘记战争……我愿意忘掉……”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缓缓地、喃喃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她有严重的失眠症，要知道，就是总忘不了战争而造成的……要是和她比起来，可以说我简直没为胜利作出什么贡献。我是个男子汉，战争是我的责任。而她们这些姑娘本该得到我们的庇护，却让她们去经历了这场战争。每一个前线老兵都会这样对您说。难道非把姑娘们送上战场不可吗？我不知道……但是她们的确在战争中作出了伟大的壮举。她们和我们一样，穿着厚油布高筒靴、笨重的军大衣，趴在雪地里睡觉。流弹和炮弹皮对她们同样目毫不留情。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有一年的‘五·九’胜利日，一位妇女行走在列宁大街上，在她为庆祝节日而穿的连衣裙上，只别着一枚奖章。但这唯一的一枚奖章，却是‘勇敢’奖章！她戴着这枚孤零零的奖章在街上走着，脸上毫无羞怯。看到这一情景，我当时真想走到她跟前，紧紧拥抱她一次，对她说：‘我亲爱的，为了你这枚奖章，应该向你深深地鞠上一躬……’我们所有的男人都欠了她们的债……”
　　我牢牢记住了他们俩在前线相片上的模样。 
 
第05章　“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 

　　“我们今天要吃馅饼，我从一大早就忙活开了……”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丘达叶娃在门口高兴地迎接我。她看出我有些局促不安，又赶紧补充说：“我一定给你好好讲，详细地讲……不过我又得痛哭一回……我已经把我的两个女儿骂了一顿：为什么把我的地址透露出去?我心脏很糟糕，连坐着都要靠药片支撑。好了，我们还是先来尝尝馅饼把。果酱做的馅……就象我们在西伯利亚时吃的一样……”她忽然提高了嗓门，象是为了要别的什么人听见：“我们一直在等记者……赶紧跑出来看看，来的是怎样一个人。在电话里听见你，声音好象挺老练，原来是个小姑娘。”接着又安慰我说：“别在意，别在意……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你这人真讨厌，总是风风火火的……当兵的，都是这样！”厨房里传出说话的声音。
　　“这有什么关系！自己人，会理解的。”可对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们当记者的都是这么年轻吗?也许单单被我碰上了？”她马上又安慰我说：“我是不会返老还童了，而你也会变老的，会变老的……请随便来我们家吧。我们家可没有什么讲究。我不称‘您’而称‘你’，你不会生气吧？还是按前线的老规矩说吧：‘嗨，姑娘们！开始吧，姑娘们!……’你瞧，我们连雕花玻璃杯也没有……我和丈夫积攒的东西，都放在糖果盘下面那个小匣子里：一对勋章和几枚奖章。平时，它们都搁在小碗橱里，过一会我拿给你看。”她陪我走进里屋，“你瞧，我们的家具也都是旧的，我们不想换新式的，我们习惯这些了。我女儿先是嘲笑我们，现在已经是挖苦了。你们年轻人哪，总是要新东西，越时髦越好……”
　　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詹钦科招呼我坐在餐桌旁。她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是共青团工作者。
　　“您猜，我和她有多少年的交情?”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介绍我们认识后说，“战后已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友谊……”
　　“您可千万别打断她讲话，”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提醒我，“她要是说话停下来，就会哭了。我是了解她的……”
　　“茶早已准备好了吧?我去端来。”
　　“你坐着，我自己去……”
　　哦，她们多么不愿意回到过去的岁月中去啊，哪怕仅仅是想一想！太可怕了。
　　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丘达叶娃(中士，高射炮炮长)说：
　　“是什么激励了我这个远在西伯利亚的小姑娘千里迢迢奔赴前线？西伯利亚，可是所谓的天涯海角呀！说到天涯海角，这是一位联合国代表在跟我谈话时提出的。他在博物馆里不知怎的盯上了我，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后来他走了过来，通过译员请求丘达叶娃太太接受他的采访。不用说，我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能跟他谈什么呢？我能说的，只能是在博物馆每天都讲的东西。而他显然对这些不会感兴趣。一开始，他当然对我说些恭维话：‘您如今看上去还那么年轻……您是怎样经历战争的?’我对他说：‘这恰恰证明了，——如果您能理解的话，我们是在非常小的年纪上前线的。’可是，使他激动的是另一件事。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在他心目中，西伯利亚是天涯海角。‘不’我猜透了他的用意：‘看来，最使您感兴趣的是，当时是否发出了全民总动员，为什么我，一个女中学生，也上了前线?’他点了点头，承认我说对了。‘那好吧，’我说，‘我这就来回答您这个问题。’我就向他讲了我全部的生活经历……
　　“我母亲是什么样，我一点都不记得。她早就死了。父亲当过新西伯利亚县委特派员，一九二五年，他被派往他老家那个村子征集粮食。当时国家很需要粮食，而富农们却把粮食藏起来，宁可让粮食烂掉。我那时才九个月。母亲想和父亲—起回老家，于是父母就一块儿回来了。妈妈把我和姐姐带在身边，因为那时没地方寄养我们。爸爸曾经为当地一个富农家扛过长活，他晚上在会上吓唬从前的东家说：我们知道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们不主动交出来，我们找出来可就要全部拿走。
　　“会开完了，我的所有亲戚都聚在一块儿。我爸爸兄弟五个，后来他们全都和爸爸一样，没有从卫国战争中活着回来。当时，他们坐在一起欢宴，吃西伯利亚的传统饺子。长凳是直着朝窗户摆放的，……母亲正好坐在窗前，一边是窗户，另一边是父亲，父亲这次恰好没靠窗子坐。那时是四月份……可是在西伯利亚，这个时节还是很冷的。母亲大概觉得身上冷（我是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明白的），她站了起来，披上父亲的羊皮袄，解开胸怀给我喂奶。这是传来‘半截枪’（为便于携带而把枪筒截去一段的步枪。）的枪声，开枪人瞄准的是我父亲的羊皮袄。……母亲只来得及说了声：‘孩子她爸……就失手把我掉在滚烫的饺子上。那时她才二十四岁……
　　“我的祖父后来当了本村的苏维埃主席。他是被敌人用毒药毒死，又扔到河里的。我保存了一张照片，是安葬爷爷时拍的。在灵柩上方有一个挽幛，上面写着：‘他死于阶级敌人之手。’“我父亲是国内战争的英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的铁甲列车指挥员。一九三一年他荣获红旗勋章。那时，这种勋章是极少的，尤其是在我们西伯利亚，这是莫大的荣誉和尊贵。父亲的身上有十九处伤，简直没一块好肉了。母亲曾经介绍介绍说(当然不是给我讲，是给亲戚们讲)，捷克白匪那时判处父亲二十年苦役。母亲请求与父亲见一面，当时她正怀着我姐姐塔夏，已经是最后一个月了。在监狱里有一条很长的走廊，坏蛋们不让妈妈从这儿走着过去看父亲，命令她：‘布尔什维克母狗！爬过去吧……’她再有几天就要分娩了，就这么在长长的水泥走廊上朝父亲爬去。他们就是这样安排我父母相会的。妈妈简直认不出父亲来，他的头发全白了……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眼前有这样的父亲，当敌人又来糟踏我们的国土时，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在家安坐？父亲真是饱经风霜……三七年有人告他的黑状，陷害他。后来他设法求见了加里宁，于是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我父亲的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
　　“您想象一下四一年的情形吧。我还记得中学时代最后一次下课铃。那时大家都有自己的打算，有自己的理想，唉，这就叫女孩子。开过毕业晚会，我们坐船去鄂毕河上的一座小岛。我们离开市区时，城市还是老样子，样样都很正常。我们是那么快乐而幸福……象俗话所说的，都是没被男人吻过的黄花少女，我们这儿甚至连男孩子也看不到。一直玩耍到天色破晓，我们才离岛回城，‘而这时整个城市已经沸腾了，人们都在哭。到处在议论：‘战争！战争！’所有的无线电广播都开着。我们却一点也不明白：什么是战争？我们是那么幸福，酝酿着各自的打算：谁上哪儿学习，选择什么职业……可是突然冒出了一个战争!成年人在哭，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彼比安慰，要不了一个月，‘我们就会敲碎法西斯的脑袋瓜!’——这是战前大家都爱唱的一支歌：我们即将越过国境去追歼敌人……一直到家家户户都得到阵亡通知书时，我们才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州小。
　　“我父亲开始没有被批准上前线。但他一次次到兵役委员会去。父亲终于走了。他身体不好，满头白发，患肺结核，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的。对他来说，年龄又算得了什么?他还是走了，而且参加了钢铁师团，即当时所说的斯大林师团（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一译者注）。师团成员很多都是西伯利亚人。我们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没有我们，战争就打不下去，我们必须参战。快快发给我们武器吧!我们也跑到了兵役委员会。二月十日，我上了前线。继母痛哭着说：‘瓦丽娅，你不要走……你能行吗?你还这样小，这样瘦弱，你算哪一门武士呀?’我从小得过佝偻病，持续了好多年。那是在我亲妈被打死后得的，直到五岁我连路都不会走……可是我的勇气也正是由比而产生的。
　　“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走了两个月。两千名姑娘，装了整整一趟军列。每节车厢里都有指挥员，指导我们训练。我们学习了通信联络。列车开到乌克兰，我们在那儿第一次遇到了轰炸。我们当时正在进行卫生检疫和洗澡。我们洗澡时，那儿有位大伯在值班照管澡塘。我们在他面前洗澡，真难为情，就是嘛，我们都是些姑娘，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可是轰炸—开始，我们全都奔到那位大伯跟前求救。我匆忙穿上衣服，用一条毛巾包住头，我这条毛巾是红色的，我们—奔出澡塘，一个上尉，简直还是个大男孩，冲着我就喊起来：
　　“‘姑娘，快到避弹所里去！把毛巾摘掉!注意伪装……’“而我却从他身边跑开了：
　　“我没什么好伪装的!妈不许我披着湿头发到处跑。’“轰炸过后，他找到了我：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指挥员。’
　　“我不相信他：
　　“‘你当我的指挥员，还不够格吧?……’
　　“我跟这位年轻的上尉吵了起来。这个大男孩，顶多只大我一岁。
　　“发给我们的军大衣又肥又大，我们穿上这种大衣，臃肿不堪，活象捆庄稼。走不成路，动不动就摔倒。开始，适合我们穿的靴子也没有。靴子不是没有，可全是男人的尺码。后来给我们换了一种靴子一—靴头是红的，靴筒是黑色厚帆布的。这下我们可神气十足了!
　　“我们都很瘦小，套头上装穿在我们身上，简直象条大袍子挂着。凡是会针线活儿的姑娘，就能穿合体的衣服。再说，我们还有别的要求。到底是姑娘家!司务长来给我们量身材，弄得我们哭笑不得。这时，营长过来问：‘怎么样，司务长把你们的必需品都发了吧?’司务长只好支吾着：‘量了……会发给的……’“我在高炮部队当通信兵，天天在指挥所值班，搞通信联络。如果不是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也许一直到战争结束我还会当通信兵的。得到噩耗后，我就向上级申请：‘我要报仇，我要清算法西斯欠下我的血海深仇。’我想杀人，想复仇，想开枪……虽然上级劝我，说炮兵部队的电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电话听筒可射不出子弹……我向团长写—了申请报告，他拒绝了。于是，我考虑了一下，直接给师长写了信。师长克拉斯内赫上校来到我们团，集合起全体人员，间道：‘想当炮长的姑娘是哪一—个呀?’我站了出来。我是什么模样啊！小小的个子，细溜溜的颈子，而且还挂着一支冲锋枪。枪很沉，有七十一发子弹……可以想见，当时我是怎样一副可怜相……师长看了看我，说：‘你想干什么?’我对他说：‘我想射击。’我不知道师长在想些什么。他久久地打量着我，然后猛地转过身子，走了。‘完了’，我想，‘没指望了，准得拒绝。’不料过了一会儿，团长跑过来对我说：‘上校同意了。’……
　　“我进行了速成训练，时间非常短，只有三个月。我就这样当上了炮长。确切地说，我被吸收进一三五七高炮团了。最初那段时间，炮声震得我从鼻孔和耳朵往外出血，肠胃痉挛得厉害……夜里还不怎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白天……好象飞机就冲着你飞来，直对着你的大炮飞来。而且紧跟着你不放松，要把你在顷刻间整个儿地化为乌有。这真不是姑娘们该干的事……我们先是操纵80毫米炮，这种炮在莫斯科防空战中表现出色，后来又用它去打坦克了。于是又配给我们37毫米炮。我们当时在尔热夫一线，那儿战斗相当激烈……春天，伏尔加河上的冰破了……你猜，我们瞧见了什么？我们看到河上漂浮着一大块冰，冰块上有两三个德国鬼子和一个俄国士兵……他们死的时候还互相紧紧抱在一起，然后在这块冰上冻住了，这块冰整个儿地成了血红色。你们想想吧，伏尔加母亲河遍体都被血染红了……
　　她正说在兴头上，突然叹了口气，不说了。她解释道：“我讲不下去了……让我歇一歇吧，……太难受了……萨莎常常劝我服上两片镇静药片，这样我才不致于大哭大叫……
　　“听瓦丽娜讲这些，我想起了被围困的列宁格勒。”亚历山得拉·费多洛夫娜开始说：“特别有一件事，使我们大家极为震惊。我们听说，有一位老年妇女，每天都打开窗户，用小勺子向马路上泼水，一次次，越泼越远。起初人们以为：‘哦，她大概神经不太正常。’在围困期间无奇不有，可是人们到她家去，才弄清是怎么回事。你们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法西斯进了列宁格勒，走在我们的大街上，我就用开水浇他们。我老了，再不能干些什么了，可我能这样，拿开水来烫死他们。’她这是在演习……这是个颇有点书呆子气的老妇人。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她的模样。
　　选择了她力所能及的斗争方式。你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吧……敌人就在眼前，纳尔弗城门一带正进行战斗，基洛夫工厂的车间每天遭到扫射……人们在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仍在想方设法眼敌人斗争，这种事例太多了。这种精神特别感动人。”
　　“我从战场上回来，成了残废，”瓦莲京娜·帕甫洛夫娜继续讲她自己的经历，“一块弹片击中了我的脊背。伤口不大，可是我却一下子被掀到远处的一个雪堆里。我本来就一连几天没能烤干自己的毡靴——不是缺少柴禾，就是轮不上我烤火。因为炉子太小，而围着炉子的人又很多。结果等我被人发现时，一条腿已经冻坏了。幸亏我在被雪埋住时，还能呼吸，于是在雪堆上形成了小洞洞，被军犬发现了。它们扒开雪层，把我的棉帽交给了卫生员。我的死亡通知书都填好了，——每人都有这样的通知书，人一死，通知书便寄给家属。人们把我从雪里挖了出来，放到帆布帐篷里，我穿的一件短皮袄浸满了血……可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的腿……
　　“我在医院里躺了六个月。医生想把我的那条腿截去，从膝盖以上锯掉，因为我已经开始患坏疽病了。这时我稍微恢复了神智，不愿意作为一个残废人活下来。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谁还会娶我?既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在生活中纯粹是个包袱。谁会要我，废料一块！我决心上吊自杀……我请求卫生员把小毛巾换一条大的……在医院里，大家都爱逗我；‘这里有个老奶奶，老奶奶躺在这儿。’因为医院院长第一次见到我就问：‘哟，你多大岁数啦？’我马上回答他：‘十九岁……快满十九岁了……’他开玩笑说：‘嚯！不年轻，真是不年轻了，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卫生员玛莎大婶也常常逗我。她对我说：‘我会给你大毛巾的，再说你快要上手术台了。不过我还得监视你。姑娘，你的眼神我可不太喜欢。你是不是在动什么坏脑筋呀？’我没话可说……可是，我看到这件事倒是真的：他们要把我送到手术台上去了。我不知道上手术台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一次也没有开过刀，可我却以为，我的身子将被割得支离破碎。于是我把大毛巾藏在枕头底下，想等没人的时候，等大家都睡熟的时候自杀。床架是铁的，我打算把毛巾系在铁床上上吊。可是，玛莎大婶整夜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这个年轻姑娘。直到天亮，她哪儿都不去……
　　“我的住院医生是个年轻的中尉，他找到院长，请求道：‘让我试试吧，请批准我试试看……’将军院长对他说：‘你想试什么？她脚上—个趾头已经变黑了，小姑娘才十九岁，你我要耽误她性命的。’原来，我的住院医生反对手术，他主张用另一种方法，在当时是一种新方法。就是用一根特制的针把氧气注入皮下，用氧气供养肌肉组织……反正我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科学生……
　　“这位年轻的中尉终于说服了将军。这样他们才没有锯掉我的腿。他们开始用这个办法给我治疗。过了两个月我竟然可以走路了，当然，得拄着拐杖。两条腿就象软绵绵的破布条，一点儿都撑不起身子。明明能看见两条好端端的腿，就是没有丝毫感觉。后来我又学会了不用拐杖走路。别人对我说：你这是捡了一条命啊。从医院出来，按规定得休养。可是我怎么休养?到哪儿去休养?去找谁呢?我只好回到自己的部队，回到我的火炮旁。我在那儿入了党，当时只有十九岁……
　　“我是在东普鲁士迎接胜利的。已经连续安静了两天，谁都不开一枪。这天深夜，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我们今都跳了起来。紧接着便听到人们在欢呼：‘我们胜利了!敌人投降了!’其实，敌人投降不投降，这对我们无所谓，拨动我们心弦的，是胜利：‘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开始放枪，手上有什么枪就放什么枪：冲锋枪，手枪……后来连大炮也放起来了……有的人抹泪水，有的人手舞足蹈，大声叫喊：‘我活着，我还活着!’最后指挥员开口说话了：‘这怎么可以!你们不赔出这些弹药来，就不许复员。你们在胡闹些什么啊?给我放掉了多少炮弹？’那时我们觉得，世界上将要有永久和平了，再也没有人要战争了，弹药应该统统都销毁。最好连战争二字也永远不要说了……
　　“多想回家去呀！虽然爸爸妈妈都不在了。可是我要报答继母的养育之恩……她就象亲妈一样对待我。我后来就叫她妈妈了。她一直在等我回去，等得好苦。院长已经写信给她，说我的一条腿被截掉了，我得残废地回到她身边，要她有思想准备。院长答应说，我在她身边可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接走……然而她所盼的只是要我活着回来，这就够了。她十分想念我……
　　“我们在十八岁到二十岁间离家上了前线，在二十到二十五岁上才回来。起先我们还很高兴，后来却苦闷透了：我们当老百姓能干些什么?女伴们连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是战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打仗。我想尽快摆脱战争的影响。我麻利地用军大衣改成一件外套，连纽扣也都换了。到市场上把帆布长靴卖掉，买了一双高跟皮鞋。我第一次穿上连衣裙时，泪水忍不住哗哗流。在镜子里我都认不出自己了，要知道，我们穿了四年男人的长裤啊!我本来可以声明，我受过伤，给震坏了。可是如果讲出来，谁还接受我去工作？有什么好说的，我的腿脚有毛病，脾气坏的很……
　　“在前线时，男人们对待我们非常温存，很爱护我们。在和平日子里，我从没见过他们这样好地对待妇女。我们撤退的时候，人家常常躺在地上休息，睡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男人们自己穿着军便服躺着，而把军大衣送给我们盖：‘给姑娘，…姑娘得盖盖好……’要是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点儿棉花和绷带，也送给我们：‘喏，拿着吧，你们用最合适……’连最后—点砂糖也要分给我们。那时，在男人那儿除了善良和温暖，我们看不到还有别的什么。
　　“我和我丈夫两人复员回到明斯克时，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真是一无所有。他在战争期间任过营长。我们找到一张大地图，它完完整整的，粘在厚帆布上。我们就把地图用水泡开……这样就成了一张帆布床单——我们家的第一张床单。后来，女儿出世时，我们又把这张地图做了她的襁褓……我现在还记得，这是—张世界地图。有一次，丈夫回到家里对我说：‘我们快去，孩子她妈，我发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旧沙发……’于是我们就摸黑出去抬那旧沙发一—深夜去抬，免得被人家看见。这个沙发真使我们欣喜若狂!
　　“我们仍然是幸福的，一点儿都不感到沮丧。每次买到配给食品，都要互相打电话：‘快回家来，我搞到了糖，可以好好喝一次茶了……’那时我们一贫如洗，哪有这些地毯什么的，真可谓家徒四壁……但我们很幸福。我们之所以感到幸福，就是由于我们到底活了下来。我们仍在呼吸、欢笑、生活……
　　“现在我经常应邀作报告。前不久我还向一些意大利姑娘讲了话。听人说，她们都是千金小姐。她们问我，你是战后出嫁的吧?不知为什么，她们以为战争中不能结婚。我对她们说：‘别人都从战场上带回了战利品，而我带回个丈夫……我们有个女儿，现在几个外孙也长大了……不错，我本来是想多要几个孩子的，可是体力、精力、财力都不允许。还有什么好说的……再上学读书是不可能了。我现在在综合技术学院里当实验员，我喜欢这个工作。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老也老得慢一些……
　　“两年前，我们当年的参谋长伊万·米哈依洛维奇·格林科到我们家来作客，他已经退休了。他也坐在这个桌旁，我同样是烤馅饼招待他。他和我丈夫交谈、回忆，他还能叫出我们那些姑娘的名字。”
　　在我离开之前，女主人塞给我—包馅饼，说什么也要我收下：“这是西伯利亚的特产呐。”我还得到了长长一串地址和电话号码：“请把我们所有的姑娘都找一遍吧，她们一定会给你面子的。我们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你走后我虽然会病上一场，可是我很高兴，因为你认真听了我的故事。让我的回忆永远保留下来…… 
  
第06章　“我们只获得了小小的奖章……” 

　　一九八O年，难忘的五月。我已经进行了两年寻觅、采访，往全国各地发出了数十封信。我的私人邮箱也象是成了兵役委员会或博物馆的信箱了；“航空飞行团女飞员玛林娜·拉斯柯娃向您致敬……”；“我受‘铁人’旅全体女游击队员的委托给您写信”；“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向您祝贺……祝贺您已经开始的工作取得成功……”，“野战洗衣队的战士们向您报告……”。于是我此时仿佛生活在两代人中间——既在四一年的年轻人中间，也在我自己这一代今天二、三十岁的人中间。我的心灵承受着两代人的现实，经历着两种人世生活，它们互相渗透又互相分离，轮番占据我的心灵，最后终于融为一体。我的记忆已经成了她们的记忆，而他们的记忆也就是我的记忆。
　　有时人们问我：战争还有什么可写的?是啊，我也想过，写满我的活页本、塞满我头脑的那些知识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生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时代的我们，受到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人类经历过的那种战争，而是生态学意义上的巨大灾难。因此我们只有寄希望于人类的记忆。能够成为最有力的武器，不可战胜的武器的，唯有记忆！记忆的轨迹，记忆的图像又是多么繁杂，多么紊乱!——随着日复一日的查访，我愈加深信这一点。可是，更为复杂的是某些人发明过而且今天仍在发明着最可怕的武器的图纸，这种武器不是成千地去杀人，而是要成百万地、把人们连同他们的记忆一起毁灭。而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他具备记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可是，怎样才能把人们的记忆精确地捕捉住，并且形诸笔墨，告诉世人?
　　对于我的会见请求，收信人大都十分乐于协作，只有少数几位断然拒绝：“不，这象可怕的恶梦……我受不了!我说不出！”或者：“我不愿意回忆!我什么都记不得……我不想回顾往事！……”不是所有的人都决心写自己的回忆录，也不是所有的人想写就能写，因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文字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往往事与愿违，回忆录只不过抄录了一些地址和新名字。
　　“我体内的金属够多的了，”卫生指导员瓦莲京娜·德米特利耶夫娜·格罗莫娃在信上说，“我在威帖布斯克受的一次伤，弹片钻进了肺里，离心脏只有三厘米。第二块弹片打在右肺里。还有两块弹片在腹部……
　　“我上前线时简直还是孩子，回来时却成了残废。我尽力不向疾病屈服。我读完了夜校，中等技术学校函授课，但文科大学却没能读完。这要归罪于糟糕的身体。
　　“我一直在过独身生活，由于弹伤和震伤，我不能生孩子。还是请您来一趟吧，我们好好谈谈。我没法在信上把什么都写出来……”
　　“我从前线回来，大夫不许我去学习。该死的战争，该死的震伤……
　　“我在各地漂泊游荡，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丈夫。这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我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只得了几枚小奖章。我不知道我的生平您是否感兴趣，可我总想把自己的经历对别人说说……”一—沃伦诺娃(电话接线员)在信上写道。
　　女坦克手，少尉亚历山得拉·列昂捷芙娜·鲍依科在信中告诉我：
　　“……我和丈夫早先住在马加丹地区的极北镇。丈夫当司机，我当检查员。战争一爆发，我们两人就申请上前线。有关部门答复我们说，你们应当干好本职工作。于是我们便给斯大林同志发出电报，并捐献了五万卢布来建造坦克，表示我们俩上前线的心愿。我们得到了政府的鼓励。一九四三年，我和丈夫被派到切利亚宾斯克坦克技术学校学习，我们作为旁听生在那里毕了业。
　　“我们在营地里领到一辆坦克。我们夫妻俩都是一级坦克驾驶员，可是一辆坦克里只能有一名驾驶员。于是指挥部决定任命我为‘ИC—122’坦克车长，任命我丈夫为正驾驶员。我们在同一辆坦克里参加了整个战争。我们解放了波罗的海沿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我们俩都受过伤，也都受过奖。
　　“战争期间，有不少姑娘当上中型坦克手，而在重型坦克上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常常想：要能把自己的生活向那位作家讲出来，准能写厚厚一部书……”
　　原七八四高炮团第五营营长伊万·阿尔申吉耶维奇·列维茨基在信中写道：
　　“……一九四二年，我被任命为营长。团政委跟我见过面，说：‘大尉，请您注意，您将指挥的不是普通的营队，而是个“少女”营。这个营里一半成员都是姑娘，是一些需要特殊对待、特别注意和照顾的人。’我虽然知道当时有许多姑娘在军中服役，但对眼前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料到。我们这些现役军官，对于‘女性’担任军职始终持有保留态度。这行当历来都是男子干的。当然，比如说，医院里的护士，这我们还是看得惯的。她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接着是在国内战争中，曾经表现得很英勇。可是，姑娘在高炮部队里能干些什么呀?在我们这种炮兵部队，得扛一普特一枚的炮弹呀（普特——系俄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再说，怎么把她们分配到各个炮连去呢？每个炮连只有一个掩蔽部，里面住着清一色男人的炮班成员。她们还得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火炮机械上，而这些设备全是铁的，就连火炮座位也是铁的，她们是姑娘啊，怎么能吃得消？最后的麻烦是，她们在哪儿洗头发，怎样吹干头发？问题—大堆，而且都不是一般的问题……
　　“我经常到各个炮兵连走走看看。见到姑娘挎着步枪站岗，见到姑娘拿着望远镜守在嘹望哨上，说实话，我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也许因为我是从前线、从前沿阵地上回来的。姑娘们的性格各各不同，有腼腆的，有胆小的，有娇气的，也有果断的，但每颗心都燃着一团火。军事纪律，不是人人都能服从的，更何况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她们不是忘记了命令的内容，就是在受到家信后哭上整整半天。要是惩罚她们吧，第二天准得取消—一心肠硬不起来，我老是忍不住想：‘唉，我可是被这帮姑娘坑了！’“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情不自禁地消除了全部疑虑。姑娘们都变成了出色的军人。她们在工作中甚至比男人更加仔细，更加认真。炮兵做事，精确性是首要的。我带着我的‘娘子军’从高尔基城(我们营在那儿组建)一直打到波兹南。坦克手有铁甲，步兵有战壕，高射炮兵呢，无遮无拦。交起火来，炮兵能使所有的人都免遭伤害，唯独自己除外。高射炮兵不能挖避弹壕，不能造掩蔽部。就是敌机向炮位俯冲时，炮兵也不能离开炮位。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行当。我一直想对别人好好讲讲高射炮兵，或者写出来……”
　　我手里有全国各地的通信人地址——莫斯科，基辅，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阿普舍隆斯克市，威帖布斯科，伏尔加格勒，雅卢托罗夫斯克，加利奇，斯摩棱斯克……每当我收到一封来信，在地图上找寻到那陌生的城市和村镇时，简直惊讶得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到那些地方去，什么时候，怎样会面?后来产生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尽量让这些妇女集中起来。但怎样集中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有一天，邮筒里来了一份请柬，是巴托夫将军的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协会发来的：
　　“……我们每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都在莫斯科红场聚会。这个规矩已有很多年了。这既是传统又是仪式。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得来。有的来自穆尔曼斯克，有的来自卡拉甘达，四面八方都有。总之，我们期待您……”
　　亚历山大公园有座纪念碑，在纪念碑四周攒动着脱帽的人头和五月的鲜艳花束。鸟瞰此景，犹如一堆堆熊熊篝火，多得叫人目不暇接。我被人潮裹挟着，幸福的温存话语在我耳边回响：“玛丽亚，是你吗?差点儿认不出你来了，可你这双眼睛……还是原来的样子……”；“这是你的儿子吗，费多尔？跟你一模一样。把儿媳和孙子也带来了？中士，你都快有一个正规排啦……”，“万尼亚，你还记得吗，啊？你想想，我们在四一年那会儿是怎样的?你的裹脚布丢掉了，一个女人跑过来，把自己的围巾扯下来给你包脚，还记得吗？”；“这是基希涅夫的玫瑰花……始终是水灵灵的，不过在飞机里还是有点蔫了。但我愿意摆自己的花……”
　　纪念碑周围，莫斯科人忙碌着，过着他们轻松的日常生活。他们已习惯了这种隆重悲壮的集会，已经不感到新奇了。相反，那天起要是这集会消失了，他们反倒会觉得不自然。是的，就连最年轻的市民也不为此惊异。我不由这样思索：我们这一代人，虽然没打过仗，甚至除了采石场爆破外，连一次爆炸也没见过，但是，战争的回忆却遗传性地存在于我们这代人的心中。那场战争离我们仍然很近，还不足—个人的半生岁月，因比过去的一切对于我们依然是惊心动魄的。平时，在芸芸众生之中，记忆也许已经融化得不见踪影，而比时它又从尘世生活中游离出来了，犹如洪水和野火之类的自然现象，具有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发展规律。这才是它真正的面目。
　　入夜，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下榻的“莫斯科”宾馆，就象不久前“苏军之家”热闹的会客厅。到处都有人在紧紧拥抱，抱头痛哭，或拍照留影。这里不存在什么熟人和生人，全都是自己人。如果别人看见你身边有个年轻姑娘，只要问一句：“你是谁的女儿?”
　　你们的女儿！
　　在七层五十二号房间，聚集着五二五七医院的老兵们。为首者是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扎依采娃(大尉军医)：“我不会对姑娘们说假话：整整一年来，我无时无刻不想着这一天，就盼着我们的聚会。我有儿女，有孙子，可是他们中间谁也比不上我那些前线姐妹们亲。我的孩子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从来都不嫉妒。”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芙娜把我介绍给所有的人。我把名字记了下来，她们是：外科医生加琳娜·伊万诺夫娜·萨佐诺娃；医生伊丽莎白。米哈依洛夫娜·艾杰什坦；外科护士瓦莲京娜·瓦西里耶夫娜·卢基娜；一级手术护士安娜·伊格纳吉耶夫娜·戈列丽克；护士娜杰日达·费陀罗夫娜·波图日娜亚，克拉弗季娅·普罗霍洛夫娜·鲍洛杜丽娜，叶莲娜·帕甫洛夫娜·雅柯夫廖娃，安格丽娜·尼古拉耶夫娜·季莫菲叶娃，索菲亚·卡玛尔金诺夫娜·莫特莲柯，塔玛拉·德米特里耶夫娜·莫洛卓娃，索菲亚·费利莫夫娜·谢苗纽克。
　　“萨莎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明天就要走了，心里很难过。我请求领导再给我一天假，由我自己负担一切费用。可是不批准。我们的头儿，都是年轻人，他们不明白这些聚会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很快谈起了正题。谈起遥远的往事，正是这些事在几十年后把她们汇聚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姑娘们，你们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坐在闷罐车里，男兵们嘲笑我们拿枪的姿式。我们简直不是在持枪：而是在……如今都做不出来了……就象搂着布娃娃……”
　　“我是妈妈的宝贝女儿，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城市，最后竟到一个迫击炮连当了见习医生。我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迫击炮只要一开始射击，我的耳朵一下子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一时间好象整个人都被烧着了一样。我就坐在地上呻吟：‘妈妈呀，我的好妈妈……亲妈妈……’我们部队驻扎在树林里，每天清晨我跑出去——只见四周静悄悄，草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难道战争就是这种样子吗？景色这么美，这么幽静……”
　　“上级命令我们穿上军装，而我只有一米五的个头。钻进男式长裤，姑娘们能从裤腰那儿把我整个人扎在裤子里。于是我索性就穿着自己从家带来的连衣裙到处跑，遇到领导我就躲起来。结果，因为破坏军纪，我被关了禁闭。”
　　我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最艰苦、最困难的是什么。大家一致回答：工作。每天都得工作，累得筋疲力尽：“本来我说什么也不相信，自己会在行军时睡觉。可在队伍里我竟然真能一边走，—边睡。结果一头撞在前面人的身上，才醒过来。一会儿，又开始睡了。有—回，我在黑暗里没有往前走，而是朝边上走去了。我在野地里走，仍然边走边睡，一直走到一条水沟里，栽倒了，这才醒过来。我赶紧跑去追赶自己人。”战争中的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个普普通通的词儿——“工作”——意味的是什么：枪伤、震伤和烧伤的人不计其数，可是百分之七十二的伤员都重新归队了。在前沿，医务人员的伤亡仅次于步兵的伤亡而占第二位。然而，她们记住的并不是这些数字——当时哪有时间去想这些啊?她们牢牢记住的是另外的东西。
　　“我们常常一连几昼夜站在手术台旁。站在那儿，两只手臂酸得要命，脑袋时常会撞在手术病人的身上。我们的腿脚都浮肿了，连油布毡靴都伸不进去，眼睛胀得闭都闭不拢。”
　　“我忘不了，有次运来了一个伤员，人家从担架上把他抬下来时就对我说：‘算了吧，他已经死了。’我跪在他前面，发现他还有点气，我惊叫了一声，连忙喊医生：‘大夫！大夫!’人们把躺着的医生扶起来，掐着他让他醒过来，可他又倒下去了，象一捆干草似的，睡得死死的。甚至用氨水也熏不醒他。原来，他在这之前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还有一件事她们记得很牢：
　　“那是个滑雪营，里面清一色都是十年级的男学生。机枪朝他们密集地射击……这个营的一个受伤战士被送到我们这里，他一个劲地哭。我跟他是同样年龄，但自我感觉却比他大。我抱着他，哄着他：‘乖孩子……’可他瞪起眼睛说：“要是你也去战场待待看，你就不会在这里说什么——乖孩子了……’我们医院里住着两个库尔斯克小伙子，我们管他们叫‘库尔斯克夜莺’。我每天来叫他们起床时，他们都睡得很香，嘴巴上还挂着口水。十足的招人疼爱的娃娃！……”
　　在这些姑娘心里，怎么会有这种比同龄小伙子要年长的感觉？在她们少女的心灵深处，什么时候突然产生了女性的温存感——只有饱经风霜、年龄渐大的妇女才会有的温存感？她们的讲述回答了我：
　　“怜悯之心使女人成熟。我本来是个小姑娘，本来自己还可怜自己呢。可是在战争的头一年里，我的见识和感受是那么丰富，以致于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熟的大人了。尤其是，当我亲眼看到这些男孩子被截去胳膊或者大腿时，孩子气很快就从我心中消失了。人没有一模一样的伤口，战争对每个人的伤害是各不相同的。
　　“伤员常常喊着：‘小护士，我的腿好疼啊。’其实他的腿已经没了。……我最害怕的是抬死人，微风掀开床单，死者正瞪着眼直勾勾地看着你。只要是死者睁着眼睛，我就抬不动，只好先把他眼睛合上……”
　　“有一次，运来了一位伤员，全身上下都扎上了绷带，连脑袋也受了伤，脸几乎一点儿也没露出来。他活不多久了。可是，也许我使他想起了谁，他对我叫着：‘拉莉莎……拉莉莎……亲爱的……’很可能，他在叫他爱着的一个姑娘。我知道，我从不认识他，可是他却在叫我的名字。我走近他，莫名其妙，呆呆地注视着他。‘你来了?是你来了吗?’他喃喃地说。我抓住他的双手，俯—下身子……‘我知道，你准会来的……’他嘴唇嚅动着说，我弄不懂他说的是什么。现在我一想起当时的情形，眼泪就禁不住涌出来，简直讲不下去。他又说：‘我离开你上前线，还没来得及吻过你一次。现在，你吻我一下吧……’我便对着他俯下头去，轻轻在他唇上吻了一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濡湿了绷带。我赶紧躲开了。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死了……”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妇女，容貌俊美而端庄，宛若一位严肃的女教师。她独自坐着，旁若无人，老半天不说话。她的命运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记忆却是独特的。
　　“人们都不愿意死。有一个伤员，感觉到自己快死了，于是紧紧抓着我的肩膀，紧紧抱着我不放手。他以为，只要有人在他身边，只要护士在他身边，生命就不会离开他。一个人直到临死，却仍不相信自己会死。死后他躺在那儿，脸上还带有一种惊讶，似乎在那儿仰面思考：我怎么就这样死了呢？莫非我真的死了吗？直到最后一刻，我还得对他们说，不，不，你怎么会死呢?我吻他们，拥抱他们，劝他们说：‘瞧你，怎么搞的?’现在连他们的姓名都遗忘了，从脑海中消失了，可是那些面孔还清楚地保留着……”
　　话题被叉开了，向各个方向分散，人们欢聚一堂时都是这样。“你还记得吗？……”“再想想看……”“想当初……”，还不时地有人敲敲门，走进屋来。人们就警告说，坐不下了，后来的人要自带座椅了。
　　“可以自带茶饮和家制馅饼吗?”
　　“可以”
　　瞧，专程从市区另一头带来的茶炊已经烧开了。
　　“我们老战友的深情厚意啊，”有人说了一句。这种似乎是随口说出，然而却洋溢着二十多人炽烈情感的语言，深深地感动了我。尽管，她们也不认为这语言是精心推敲的诗行，但它确实代表了她们的青春，她们的信仰和友谊，也可以说代表了全部生活的信念。她们也正是从往事的角度，用那个严峻而崇高的时代的尺度来评判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觉得，我已经分不清每个人的面孔和声音了，我看到和听到的，仿佛是一个大合唱——女声部记忆的合唱，因为男人们都坐在桌旁沉默不语，侧耳恭听。人类是用何种代价得以生存下来的？最好由妇女们来述说，她们也决心自己来讲。
　　“父亲为了保住我们，想把我们疏散到后方去。可是我和妈妈马上就参加了医院的护理工作。我没有受过什么专门训练，只能帮助抬抬伤员。妈妈把我弄到训练班里学习，她说：‘等我们毕业了，不就可以成为熟练的护士吗？’战前妈妈是兽医研究所的化验员。
　　“萨拉托夫开始遭到轰炸，医院里展开了讨论，题目是：祖国处在危难中。这时我们正好从训练班结业，于是妈妈对我说，我们应该一起上前线去。妈妈自愿申请上前线．还带上了我和妹妹。妹妹受过专业训练——尽管只是六个月的医务训练班，可是她凭着自己的才干很快当上了手术护士。妈妈还收养了一个别人家的小姑娘做女儿，我们和她就象亲姐妹一样相处，三人之间还争妈妈喜欢谁呢，可妈妈对我们一视同仁。要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呵……”
　　“截掉胳膊或大腿，开始根本不见血……只有白净净的肌肉，过一会儿才涌出血来。我直到现在还不能切鸡肉，特别是一看见白鸡肉，我的嘴里就会涌出一阵咸津津的味儿来……”
　　可是最令人震惊的是敌人的残酷，一般人简直不能想象，甚至对待她们，柔弱的妇女，也是那样无情。她们抢着对我讲述：
　　“我们一边撤退，敌人一边轰炸。地上行走的是救护车队，每辆车顶都涂有红十字标记，飞机上明明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法西斯的飞行员还是飞得很低很低，追撵着每一个人。我们躲到树林里，敌人飞机还紧追不舍。我看清了飞行员的面孔，他也看见下面是姑娘，躲在松树后面的姑娘，可是还厚颜无耻地狞笑着，仔细地对我们点射。法西斯飞行员面孔很漂亮，却现出那么无耻、残忍的笑容——这些我永远也忘不了。”
　　“他们朝我们扔炸弹，在公路上空做超低空飞行。我在前面逃，一架敌机就紧紧尾随着我。我钻进玉米地，它跟到玉米地，我再往树林里跑，它又逼我趴倒在地上。我拼命逃进森林，一会儿跳进坑里，一会钻进落叶堆里。我吓得直流鼻血，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我动动手脚，哦，没有事儿，还活着。可是从比以后，我就得了飞机恐惧症。每回飞机还在很远的地方，我就吓得要命，脑子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想着：飞机来了，我要赶紧躲藏起来，得跑到什么地方去，既看不见也听不到它。直到现在我还听不得飞机的声音，不能乘飞机旅行。这就是战争留给我的纪念……”
　　还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运送伤员和运送马匹的列车同时停在车站上。这时轰炸开始了。我们赶紧打开伤员的车厢让他们疏散，可是他们却全都冲过去救那些被大火包围的马匹。人受伤时，他的叫喊是十分吓人的，而马匹受伤时的嘶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要知道，马匹没有任何过错，它们不能对人类的行为负责。那时，所有的伤员全都冲过去抢救马匹，而没有一个人往树林里躲。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要说，尽管战争如比可怕，但我们的人终究没有丧失理性。法西斯的飞机飞得很低，我后来在想：德国飞行员一定都看在眼里，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我在战争中就有过这么个想法。我们有一回来到一个村子，在村边的树林附近躺着一些被杀害的游击队员。 他们是怎样一副惨景，我无法讲述了。他们是被活活折磨死的……就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却有马匹在吃草。显然，这是游击队员的马，马鞍还在。也许它们从德国鬼子手中逃了出去，后来又回来了，也许是德寇没来得及把它们带走——怎么回事我不知道。马匹很安静，牧草也很多。这时我想：人怎么能当着马的面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来?当着动物的面，它们也会看的，全都看到了……”
　　“伤员们横七竖八地躺着，他们的脊椎断了，只有手还能动，干别的都不行了。我们得为他们端屎端尿……他们身子不会动弹。我真可怜他们。我可怜一切——不只是人，还可怜动物。比如，鸟儿飞走了，等它们从原路返回时，也遇上了战火，遭到焚灭……
　　“有一次轰炸，我们躺在一条沟里隐蔽，只见一头山羊从村子里跑过来，跟我们卧在一块儿，一边紧靠着我们，一边‘咩咩’叫着。轰炸停止后，它又和我们一块往回走，紧紧偎依着人。瞧，连动物都害怕了。我们进村后，把这只羊交给了头一个遇到的妇女，说：‘把它牵回去吧，多可怜哪。’我真想救救这些小动物……”
　　一个经受着非凡痛苦、无限恐惧的人，仍然保持着、珍藏着善良的人性，依旧有勇气和感情去惦记受难的鸟儿、动物、草木以及所有的生灵，并帮助它们，挽救它们的性命，同情它们的遭遇。这样的人，难道会被打败吗?
　　“我们抢救人的生命。可是很多医生都非常后悔干了医生这行当，因为她们能干的只是包包扎扎，而不能拿武器。”
　　“如果说，战争初期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家庭，是父母亲，那么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出于迷信反而避开了这些话题。多么愿意相信，战争中唯独你的家庭，你的母亲，你的小妹妹幸免于难，多么愿意是这样啊！可是你偏偏失去了她们。
　　“我在战场上，什么都不在乎。我以为，遇上轰炸时，炸弹只能破坏建筑物，我不相信自己会被炮弹或炸弹炸死。也许子弹可能打中我，对这一点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什么炮弹啦、炸弹啦，在我心里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怎么会呢？谁知后来，我遇到了真正可怕的事……
　　“我们的一个护士被俘了，过了一天，我们夺回了被敌人占领的村子，找到了她：敌人剜掉了她的眼睛，割去了她的乳房，把她的身子残暴地竖插在木橛子上……寒冬腊月的天气，她身子雪白雪白的，头发也是灰白的。这姑娘才十九岁……从那以后，我们们总是留一发子弹给自己——宁可死，也不当俘虏。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其余的一切都不可怕。
　　“我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都不敢给家里写信了。我想，我不能写信，万一我突然被打死，妈妈会哭死的，战争快结束了，我却在胜利前夕死掉了。谁也不谈论这种事，可是谁都在想着这一点，我们已经感到我们就要胜利了，春天已经开始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不管人们怎样盼望这个日子，在感觉上，它仍然是出人意料的。你随便去问任何一个打过仗的人：他对战争中的哪些日子记得最牢?——战争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这两天记得最清楚，细微末节全都历历在目。下面就有几个感人肺腑的细节：
　　“当有人跑来报告说：‘战争结束了！’我一下子浑身瘫软，坐到消毒台上。我曾和医生约定，只要—一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就坐到消毒台上去。我们要做些反常的事儿。搁在平时，我不许任何人走近消毒台。那天，我已经戴上了橡皮手套，戴好了面罩，穿上了消过毒的手术服，拿出了一切必需的东西：棉塞子、手术器械……可一下子我浑身瘫软了，坐到消毒台上去了……
　　“我们那时最渴望的是什么?第一，当然是战胜敌人，第二，是活下来。一个姑娘说：‘等战争结束，我要生下一大堆孩子!’另一个姑娘说：‘我要进大学读书。’还有一个说：‘我要打扔得特别美丽，让所有的男人都盯着我瞧。’“我们开进老家的村子，村里只竖着几根柱子，别的—无所剩。在乌克兰时，我们曾到过一个村子，那儿也是什么都不剩了，只留下一片西瓜地，人们只靠吃这点西瓜过活，别的什么都没了。我们进村时，他们把几个西瓜拿给我们，说这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我回到家乡。土窖里住着妈妈、三个小孩子，还有我们家的一条小狗，正在吃煮滨藜。他们把草一样的滨藜熬熟，不仅自己吃，还给小狗吃。小狗也肯吃……战前我们家附近有好多夜莺，战后足足两年，谁也没听到它们的声音。整片土地翻了个个儿，象俗话说的，连祖坟都给掘出来了，直到第三年，夜莺才重新出现。它们先前躲到哪儿去了？无人知晓。过了三年，它们总算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原来，人们盖起了房屋，夜莺这才肯飞回来。”
　　在她们面前日子还长着呢，她们还有女性自身的苦和乐呀。可是一旦发觉有些事儿是无法遗忘的，她们可就总是在频频回首中度时光了。
　　“在战争中，是数着日子过，而战后则是数着年头过，心里不断想着：什么时候出嫁，什么时候生第一胎，什么时候儿子大学毕业、结婚，什么时候庆祝自己的银婚，什么时候孙子出世……这辈子眨眼就过去了。战争总共才四年，战后几乎过去了四十年，但依然使人感到：战争，是我们一半的人生。尽管它只有四年……”
　　她们谈论儿子姑娘、孙子孙女，谈论自己的烦心事儿，自己的疾病。从这方面看——她们是十分平常的妇女，是母亲、奶奶和外婆。可是我仍然相信，我能够在任何场合，在最拥挤的人群中，在最热闹的节日里，把她们跟所有别的妇女区别开来。
　　“坐在这桌旁的每个男人都受过一两次伤。他们现在还活着，也都是儿孙满堂，这一切不都是经我们的手创造出来的吗?我们被授予的是很小很小的奖章，但我们是为拯救生命而得到它们的!”——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 扎依朵娃说完这句话，干了最后一杯。
　　在莫斯科的处女墓地，由民间筹资建造了一座纪念碑—一纪念卫国战争中英雄的医务人员。它应该用金子来铸造!它也确实是用金子铸造的，不过是另一种金子，最珍贵的金子，即人民的感激，人们的怀念。 
 
第07章　“那经不是我了……” 

　　每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遭遇。也是在那里，在六十五集团军老战士的莫斯科聚会上，我见到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大家都穿着春天的裙服，戴着色泽鲜艳的围巾，唯独她——依旧穿着全套军装。我觉得她的神色有点与众不同，有一种无法驱除的过去岁月的痕迹，时光并没有把它磨去多少。我们在这次聚会上成了相识，后来我又专程到波洛茨克去采访了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
　　她正在生病，但还是从床上起来了。
　　“什么下一次？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消失……我本想把我在文尼察一个女有的地址给你，我和她曾在一起作过战。可是昨天我刚刚接到电话——她去世了。战争在折我们的寿啊！”
　　在与老战士的屡次交谈中，我已不止一次体验到这种隐约的责备：您来晚了！我记得，我先前写的信中有几封被退了回来，上面附言：“查无此人。”她们并不是移居另一座城市，或乔迁新的住宅(这种事也是常有的)，而是永诀人世了。一个人的声音世上消失了，一个人的记忆在世上飘逝了。至于她带走了什么，已经无人知晓。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回忆往事时竟出人意料地镇静，几乎不动声色。—时间我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于人们的痛哭流涕。只有在对方痛哭时，我方能准确地把握住她内心的痛苦所在。而在这双神情枯涩、色泽褪尽的眸子里，痛苦似乎埋藏得很深……
　　奥尔佳·雅柯夫列夫娜·奥梅尔琴科(步兵连卫生指导员)说：
　　“我母亲想让我跟她一道撤退，她知道我会钻到前线去的，于是把我绑到一辆大车上，车上堆放着我们家的东西。可是我悄悄扯断绳子，逃走了，那绳子我至今还保留在身边。
　　“大家坐车的坐车，走路的走路。我去哪儿呢?在大街上我遇到了一群姑娘，其中一个人说：‘我们家离这儿不远，去找我妈妈吧。’我们是在深夜摸到她家的，轻轻敲了敲门。她妈打开门，见了我们破衣烂衫、邋遢肮脏的样子，喝了一声：‘站在门口别动！’我们只好站住。她拖过来几口大锅，把我们剥了个精光。我们最后用炉灰洗了头发，才爬到火炕上，美美地睡了一大觉。早上，这姑娘的母亲烧好了菜汤，用麸皮和马铃薯合在一起烤出了面包。在我们看来，这面包是多么可口，菜汤又是多么鲜美！
　　“我们就这样在她家住了四天，她母亲供我们吃喝。她给我们吃得并不多，说是你们吃多了会撑死的。第五天，她说：‘你们走吧。’我们刚要出门，女邻居来了。我们又坐到炕头上。她母亲伸出一个指头示意，要我们别作声。她甚至对邻居都不敢承认女儿回来了。她逢人就说女儿在前线。这是她的女儿，独生女儿，可她并没有舍不得自己的亲骨肉。她不能原谅女儿跑回家来的耻辱。
　　“这天深夜，她把我们叫起来，塞给我们几包吃的，说：‘你们走吧……’”
　　“那她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想要了?”
　　“不，她吻了女儿一下，说：‘你父亲在打仗，你也去打仗吧！’“在路上，这个姑娘告诉我，她是个护士，是从包围圈里逃出来的。
　　“我在各地游荡了很久，最后到了唐波夫市，被安排在医院工作。医院的生活条件挺好，我在长期挨饿后，身体一旦恢复健康，便胖了起来。年满十六岁时，上级告诉我，可以象其他护士、医生一样，给伤员献血了。于是我开始每月献一次血。我得到了为输血者的配给：一公斤糖，一公斤碎麦米，还有一公斤灌肠，让我们恢复体力。我和护理员尤拉大婶很要好。她养了七个孩子，丈夫在战争初期就牺牲了。大儿子才七岁，常常由他跑去领食品，结果把食品卡弄丢了。于是，我把我的输血配给品送给他们一家人。不久，我又每月献两次血，每次献五百西西，即半公升血。一次，医生对我说：‘让我们记下你的姓名地址，说不定你的输血对象会突然来找的。’我就留了姓名地址，装进医生的活页本。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来月，有一天我值班回来，进到宿舍里刚刚躺下要睡觉，别人把我拽了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你哥哥来看你了。’
　　“‘什么哥哥?我没有哥哥呀!’
　　“我们宿舍在顶楼，我赶紧跑下楼梯，只见一个年轻英俊的中尉正站在门口。我问：
　　“谁找奥梅尔琴科?’
　　“他回答：
　　“‘是我。’说着还把一张小纸片递给我看，就是我和医生填的那张。‘是这么回事……我是你的同血兄弟。’“他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一包糖块。那时什么地方都买不到糖果。天哪!糖果好吃极了！我跑去向院长报告：‘我哥哥来看我了……’于是院长准了我的假。中尉对我说：‘我们到剧院看戏去吧。’我有生以来从未进过剧院，何况还是跟一个小伙子去。
　　“过了几天，他要走了，被派到沃龙涅什前线。他来向我告别时，我只能打开窗户向他挥手，因为这次院长没准我假——伤员太多了。
　　“我从未收过任何人写来的信，甚至没有这种体会：收到来信，这是什么滋味?可是突然我收到了一封盖有三角形军邮戳的信，我拆开一看，里面写道；‘您的朋友，机枪排长……英勇牺牲了。’一一就是我那位同血哥哥！他是孤儿院长大的，也许他身上能找出的唯一地址，就是我的地址。他离开我的时候，叮嘱我务必留在这个医院里，以便战后他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我。可是才过了一个月，我收到的竟是这封信，说他死了。这对我来说，真是太残酷了。我决心全力争取奔赴前线，为我的血报仇。我知道，我的血洒在战场上了……
　　“可是，上前线也不那么容易。我先后给院长写了三次报告，到了第四次，我亲自跑去找他，当面威胁说：
　　“‘如果您不同意我去前线，我就逃。’
　　“那么好吧，既然你这么固执，我就派你去前线……’“不用问，第一次战斗是非常可怕的，天空在轰鸣，大地在颤抖。心好像被撕裂了，身上的皮肉都要绽破了。红隆隆的巨响不绝于耳，我觉得整个大地都在颠簸摇晃。我简直不能……我怎能忍受住这一切啊．……我以为自己支撑不住了。我实在恐怖极了。我决定，为消除胆怯，拿出共青团团证来，蘸上伤员的鲜血，再装进自己的衣袋里，外面用钮扣扣好。我就用这种方式来发誓，坚持住，最重要的，是不能胆小。如果第一次战斗就胆小如鼠，那么再往后我就迈不开步子了。人们会把我从前沿赶回去，弄到卫生营去。我一心想着呆在前沿阵地，好亲自为我的血报仇。我跟着部队打冲锋，穿越茅草地，草丛深及腰部……那里已经几个夏天没种过庄稼了，走起路来很困难。这是在库尔斯克战线。
　　“有一次战斗间隙，参谋长把我叫了去。司令部在一间破烂的小房子里，几乎什么摆设都没有。我走进去，屋里有一把椅子，参谋长站着。他让我坐在这把椅子上，说：
　　“‘是这样，我每次看见你，就要想：是什么驱使你到激战中来的?要知道，这是战争！人就象苍蝇似地随便被打死。我得把你送走，哪怕是送到卫生部队去也好。干脆被打死倒也好，可要是虽然活下来，却没了眼睛，没了胳膊呢？你想过这些吗？’“我回答说：
　　“‘上校同志，我什么都想过了。我只求您一点：请不要把我调出连队。’“‘别啰嗦了，你走吧!’他冲我喊了一声，吓了我一跳。
　　“仗打得很苦。我参加过肉搏战……真恐怖啊，人都成了那个样子……这不象是人干的事……拳打脚踢，用刺刀捅肚子，挖眼睛，卡对方喉咙。到处是一片惨叫、怒吼、呻吟……战争本来就可怕，而肉搏又是最可怕的，我经历过这一切，我什么都知道。打仗苦啊，无论是飞行员，无论是坦克手，无论是炮兵一—人人都苦。可是，他们再苦也无法同步兵相比……
　　“如果有谁说，战争没有什么好恐怖的，那我绝不饶他。当德国鬼子纷纷爬起来，开始行动，再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他们的强攻就要开始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战栗发抖……可这是在没听到枪响之前的情形，当你听到出击命令时，便什么都忘了，你会和大家一道纵身跃起，向前冲击。你就不觉得害怕了。可是在第二天，你会失眠，你会害怕，你会记得所有的情景，所有的细节。你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打死，又会变得极度害怕。出击过后，最好不要马上去瞧别人的脸，那完全是另一种脸色，而不象正常人的脸。我描绘不出究竟是什么样子，反正怎么看都不顺眼。看着那脸色真是吓人……
　　“死可不可怕？当然可怕。但我们有另一方面的理解。在这个时候死掉，也是值得的，我就是这样想的。我至今也似乎不相信我已经活了下来。虽然受了伤，虽然也被震伤过，但到底还是好手好脚。可是往往眼睛一闭，过去的一切又重新浮现出来。我记得有—次，一发炮弹落到弹药库上，只见火光一闪。在边上，—个站岗的士兵被烧坏了，烧得简直不成人样，而象一块黑熏肉……他乱蹦乱跳，大家在战壕里都看傻了眼，没有一个人去救他。我抓起一条被单，向他跑过去，盖到他身上，一下子把他按住。他继续乱蹦乱跳，直到心脏迸裂，咽了气……
　　“我发狂了，浑身是血，一个老兵走过来，抱住我。我听见他对别人说：‘如果战争结束时她还活着，那她再也不会是个正常人了。她现在已经完了。’就是说，我遇到的事情太可怕了，而且是在这么小的年龄里。我那时浑身乱抖，就象神经病发作似地。大家把我抱回了掩蔽所。
　　“战斗又开始了……在塞弗斯克城下，德国人每天要向我们攻击七、八次。这一天我又救下了五十七名伤员，连同他们的武器。我向最后一名伤员爬去，他的一条胳膊完全被打烂了，需要赶紧截去胳膊并包扎好，否则就无法抢救了。可我没有刀子又没有剪子，挎在腰上的急救包晃来晃去，里面的器械早巳掉光了。怎么办?于是，我用牙齿把伤员的烂胳膊啃了下来，马上包扎……我一边包扎，那伤员还在催促：‘护士，快点呀，我还要打仗呢……’他还是个急性子……
　　“在这次战斗中，当敌人的坦克向我们进攻时，有两个人胆怯了。结果好多战友被打死了，我背到弹坑里的伤员也被敌人抓住了。本应该有一辆救护车来救他们……主要是那两个人一害怕，大家都慌了。散兵线动摇了，后退了，把伤员丢下不管了。后来我们回到伤员那儿，见有的人被剜去了眼睛，有的人被剖开了肚子。法西斯对我们的伤员也这么狠毒……
　　“我耳闻目睹了这副惨景后，昏迷了一整夜。早晨，全营整队集合，两个胆小鬼被押了出来，站在队列前。大家都认为应该枪毙他们。得有七个人来处决他们……但只有三个人走出队列，其余的人仍然站着不动。我端着冲锋枪走出队列。我一走出来，所有的人都紧跟着走了出来……决不能饶恕这两个孬种，就因为他们，那么多勇敢的小伙子牺牲了，最优秀的战士牺牲了……
　　“当时有个侦察连长爱上了我。他常常让他的士兵给我送纸条来。我只同他谈过一次，对他说：‘不行。我爱着另一个人，虽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他走到我跟前，靠得非常近，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扭头走开了。迎面是枪林弹雨，可是他走路连腰也不弯……
　　“后来，我军已经达到了乌克兰。我们解放了一个集镇。我想：‘散散步去吧，看看光景。’天气晴朗：农舍都是雪白颜色，村后是一片新坟，……那儿安葬着为解放该镇而牺牲的同志。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身不由己地被吸引了过去。每座坟头上都有一块碑，上面有死者的相片和姓名。……蓦地，我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位向我求过爱的侦察连长，他的名字，叫……
　　“我不知所措。太残忍了！正好在这时，他的部下，连里的一群小伙子来给他上坟。他们都认识我，因为他们都给我送过纸条。可现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好象根本就没我这个人似的。第二次我又遇到他们时，依稀觉得，他们好象不能容忍我还活着，巴不得我死。当然，这是我的感觉……
　　“我从战场上回来，大病了一场。时间很长，转了好多家医院就医。最后遇见一位老教授，治好了我的病。他说，如果我是十八、九岁上前线，体质可能还强一些。而我参军时只有十六岁，这么小的年龄，身子当然伤得厉害。
　　“‘用药，这固然是一个方面，’他对我说，‘能治一治你的病。但是，如果你想彻底恢复健康，生活下去，那么我唯一的劝告是：你应该嫁人，尽量多生孩子。只有这样才能拯救您。每生一次孩子，你就会得到一次脱胎换骨……’”
　　“您那时多大年龄?”
　　“我从战场上回来时，刚二十岁。不过，当时我根本没考虑嫁人。”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非常疲劳。也比自己的同龄人大得多，简直是个老太太了。女友们都在跳舞、开心，而我却做不到。我已经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待生活了。尽管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来，不少年轻小伙子还来追求我，可是我的心灵已经疲惫了。我所经受的东西，就是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经受得住。……手术帐篷，简直就是专门堆放断胳膊断腿的地方……有一次，一个年轻军官和我一块儿走进手术帐篷，想让我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可是一开门，往里面一看——他呀地叫了一声……吓得昏倒在地上。男人也忍受不了啊……
　　“塞弗斯克城下战火纷飞……我给您讲过我是怎样在一天里背回五十七个伤员的。我现在还保存着一份战地小报，上面写着这段事儿，写的是我和我们第三十七近卫师一八O步兵团第一连的事迹。多么残酷的战斗，多么紧张，仿佛耳朵都往外流血似的。每天清晨醒来，就象刚生过一场大病……”
　　“您后来嫁人了吗?”
　　“嫁人了。我还养了五个儿子。现在已经有孙子了，而且我还成了一个蛮不错的母亲和蛮不错的奶奶。可我刚从战场回来的那会儿，以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生儿育女了。
　　“如今回想这一切时，我觉得，那已经不是我了，而好象是另一个姑娘……”
　　我心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感情：敬佩和困惑，惊诧和疑虑，还有痛苦和同情。这些感情驱使我更加仔细地端详这张面孔，更为认真地倾听这一声音，我深深思考着，同时生活在昨天和今天两个时代的她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女性？她们的经历，我们只不过是听到而已。但了解是十分必要的！也许，有些东西已经无法知道，而只能是一种愿望罢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伟大的托尔斯泰，他也同样产生过这种感情，但马上又对它予以指责：“当你们猛地打开大门时，只见四、五十个截肢者和重伤员横七竖八，只有几个躺在床铺上，大部分都睡在地板上，那景象和气味突然使你们毛骨悚然。不过，不要相信这种使你们停在大门口的感觉——这是卑懦的情感……”
　　我们所要怜悯的，不是承受着这些痛苦记忆的她们，而应该是我们自己，而要想真正地爱护自己，就不该拒绝对这些残忍的了解。应当与前辈们共同分担，以全副身心去承担自己的那部分。况且，这是文献，是不刊之论，这是她们用鲜血写成的，用全部生命，在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年的白纸上写成的…… 

第08章　“我现在还记得这双眼睛……” 

　　我在明斯克居住的那条大街，是用苏联英雄瓦西里·扎哈罗维奇·科尔日的名字命名的。他参加过国内战争，又是西班牙战争的英雄，伟大卫国战争中著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今天，我是怀着崭新的感受走在这条街上的：我从书本和电影上早巳十分熟悉的、在信封和电报纸上习以为常地写过无数次的这个名字，突然间失去了它原先具有的神秘感，代之而起的是活生生的人的具体性。
　　乘了半个钟头电车，我赶到市区的另一头，去看望他的女儿们。
　　他的小女儿给我开门。她叫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宽宽的黑眉毛和直率坦诚的目光，一如她照片上的父亲。
　　“请进吧，我们正等着您呢……奥丽雅今天早晨才从莫斯科赶来。我们的妈妈住在我这里。”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在卢蒙巴各民族友谊大学任教。她坦率地承认，离开故乡很觉寂寞，但又不能经常回来：家庭、工作——都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住在大城市里。不久前孙子又出世了，要操劳的事儿更多了。一个“有工作的奶奶”真不好当。
　　“回忆？最好是别去想，到时候欲罢不能，难以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战争岁月离得愈远，就愈是可怕，而不是相反。
　　她们两人，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和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都曾在骑兵连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在她们父亲的镶在沉重的老式镜框里的大幅照片下面，我记下了她们的故事。
　　旁边座着她们的母亲，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她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看看女儿们。
　　“敌人轰炸我们这儿时，到处是一片火海。政府安排我们往后方疏散……我们跋涉了很长时间，才走到斯大林格勒。妇女儿童往后方去，男人则迎头向前方赶。康拜因司机，拖拉机司机，都开上了前线。我记得有一次，一辆一吨半卡车上装满了这些司机，其中一个人在车上站了起来，冲着我们喊：‘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支援我们打败敌人!’这时，全车的人都摘下自己的帽子，向我们致意。而我们出来时唯一来得及带着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于是我们就把孩子举起来，有人捧在手上，有人抱在胳膊里。那人还在朝我们喊着：‘母亲们，姐妹们!你们到后方去吧，多打些粮食……’”菲奥多西雅·阿列克赛耶夫娜又谈起她的女儿们来：“要是我们留在家乡，她们就会上前线去参战，那我实在放心不下，所以我们还是跟别的人一道疏散吧。苦也苦在一起……”
　　这以后，在我们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她再没有插进一句话，只是用她干枯的手把胸前高高翘起的装饰领结往紧里系。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我们那时住在明斯克。我只有十四岁半，奥丽雅十六岁，弟弟廖尼亚十三岁。那几天，我们刚好要送奥丽雅去少年儿童疗养院，父亲也想和我们一起去乡下。可是这天夜里他实际上没在家过夜。他白天在州党委会办公，深夜人们把他叫走，到早晨才回家来。他跑进厨房，匆匆吃点东西，说：‘孩子们，战争爆发了，你们哪儿也别去，等着我……’“到了夜里，我们离开了家。父亲有一件他最珍贵的西班牙战争纪念品一—一支猎枪，很名贵，带弹夹。这是对他勇敢作战的奖励。他把猎枪交给哥哥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男子汉了，应该照看好妈妈和妹妹……’“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珍藏着这支猎枪。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或者换了粮食。可是这杆猎枪却始终保存下来。我们不能同它分开，它寄托着我们对爸爸的怀念。
　　“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的扫射。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留在外面。我帮助医生包扎伤员，纠缠着一位女大尉军医要求参军。后来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可是我想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比，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是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躺着死人，凝着血……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遇上轰炸，我受了伤。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在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睁开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能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准了我的假。我设法找到了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的熟人才互相找见的。大家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
　　“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别人进出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当时就是这样一副情形。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统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象袜子，又不象靴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统靴，一个人穿便鞋，然后再调换。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了。我们路上吃的东西，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象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行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区、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成立了，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它全是由自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把我们编入一个骑兵连。
　　“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地学会了骑术，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这是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眼下骑兵们象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呜，简直飞到空中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恶梦里的情形啊！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也回忆起这次战斗：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在我面前这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等候揿快门而稍稍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斗篷和骑兵的毡靴。这几张照片是四二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那几张照片则是在胜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的稚气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中间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呈现。
　　战争改变了她们，战争也造就了她们，因为她们在形成个性和树立世界观的年龄里赶上了战争。战争使她们大开眼界，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通常见不到的，更不要说是女人了。战争迫使她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善与恶，生与死。有些问题一个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点回答，而她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就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了……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回忆说：
　　“我们攻占了一个村庄，那儿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可是您也应该知道，他们对待我们的人是多么残酷啊？”
　　“我当然知道。不用多说，我知道这些，心里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机开车运送伤员，沿途不断遭到轰炸。我们只来得及背下少数几个伤员，送到沟里，大部分伤员没能来得及背下来。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向我们开火。路边有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地边堆了一些石头，是人们从耕地里捡出来的。我就跑到这堆石头旁边卧倒。我心想，让它开枪吧，有这些石头挡着我，趴在这里不会有很大危险，就象躲在沟里差不多。
　　“轰炸的敌机共有六架，五架飞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转了三个圈子，我都看见了飞行员和机关炮一起颤动着，也许是我的感觉。敌机飞得很低，好象非得划破地皮钻进去不可。飞行员也看到，这里趴着一个姑娘。我有一头油光光的长发。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这儿再说另一件事儿吧：德国人竟然在他们的战壕前摆上一排带着断腿的长统靴，进行炫耀。这是我们同志的断腿，他们都是刚刚牺牲不久的……”
　　“可是，假如当着你的面挨打的那个德国人就是那个飞行员，或者就是把长统靴连同人腿一块儿切下来的刽子手，您还会去卫护他吗?”
　　“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想会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就是要拯救人类的。如果他当着我的面干出什么兽性勾当，也许我也会受不了的。可是既然他被我们俘虏了，被打败了，那就不同了……女人在战争中……就是这样一回事，人类的语言是无法解释的。当男人们在前沿看到女人时，他们脸色都会起变化，就连女人的嗓音也会使他们的神态跟原来不同。有一天夜里，我坐在掩蔽部外面，小声唱着歌儿。我以为大家都睡着了，没有人听得见我在唱歌。可是第二天早上，连长对我说：‘我们都没睡着。我们真渴望听听女人的声音……’“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坦克手包扎伤口……战斗还在继续，轰轰隆隆的。他却突然问起我：‘姑娘，您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奥丽雅，我对在这隆隆的炮声中，在战火纷飞的险境里还要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人家，感到惊愕不解。……
　　“我总是力图保持整洁的外表，时刻不忘记我是个女人。别人常常对我说：‘天哪，难道你在战斗中还这么干干净净的吗？’我记得，我很害怕自己被打死，因为到时我会很难看。我见过一些被打死的姑娘，我可不愿意死的时候象她们那样。有时我躲避扫射，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以免毁容。我认为，我们当姑娘的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男人们总是嘲笑我们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滑稽可笑。他们说，姑娘们担心的不是死，鬼知道她们担心什么……”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说：
　　“对死是无法习惯的。说到死……有一次，我们部队躲开德国鬼子，退到山里。留下了五个重伤员没法走，他们全都伤在腹部，而且是致命伤，过上一两天他们肯定要死的。背他们吧，又背不走，因为没法下手背。上级要我和另一个叫奥克萨诺奇卡的卫生指导员留在板棚里照料伤员，对我们说：‘过两天我们就回来接你们。’可他们过了三天才来接我们。我们和这些伤员们在一起等了三天三夜。他们本来都是些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他们不愿意死。而我们只有些消炎粉，别的一概没有……他们不住地要水喝，可是不能给他们喝水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却一点儿没法帮他们……
　　“您问我的第一次奖赏?我被授予了一枚‘勇敢’奖章。可是我没去领它，我不服气(说着她笑了起来)。您猜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一个女友被授予了‘战功’奖章，而我只弄了个‘勇敢’奖章。她总共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我在库绍夫斯克和其它地方参加过好多次战役。我可委屈了：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就得了‘战功’奖章，那就是说有许多功勋，而我，到头来只有一枚‘勇敢’奖章，好象我只有一次是勇敢的（“战功”奖章中的“战功”一词为复数，而“勇敢”是单数，才引起女主人公的委屈。——译者注）。后来指挥员来了，当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时，忍不住笑了。他告诉我：‘勇敢’奖章是最高等级的奖章，只差一点儿就是勋章了。
　　“在顿巴斯的玛喀耶夫卡，我负了伤。伤在屁股上，一块石头子儿大小的弹片钻了进去，卡在里面。我发觉我流血了，赶忙把急救药棉塞在伤口上，又继续跑起来，给伤员包扎。我不好意思向别人说及比事。一个姑娘家受了伤，再说又是伤在那里——屁股上。这种事儿，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是羞于承认、不敢告诉别人的……这样，我带着伤继续奔忙，给别人包扎，直到流血过多昏死过去，长统靴已灌满了血……
　　“我们的人看到这情景，显然以为我已经死了。卫生员跑来，又走了。战斗继续进行。也许再过一会儿，我真要死了。可是，几个出来侦察火力的坦克手发现了我——看见一个姑娘躺在战场上。我没戴帽子躺在那里，帽子已经不知丢在哪儿去了。他们听了听，见我还活着，马上把我送到了卫生营。
　　后卫生营把我转到野战医院，然后又从这个医院转到那个医院。为诊断我的伤情，就用了半年时间。战争结束时，我才十八岁，可是身体却垮了：三次负伤，一次严重的震伤。但我还是个姑娘啊，不用说，我把身体状况隐瞒了。我告诉别人我受过伤，但从不说震伤的事。可是震伤本身却把我出卖了，我又被送进了医院，还发给了我残废证书。可是我能容忍吗？我把这证书撕得粉碎，扔掉了，连残废抚恤金我也没去领。如果领了证书和残废金，就得经常到会诊委员会去复查身体。
　　“我住院时，骑兵连长和司务长到医院来探望。在战争时期我就很喜欢连长，可那时他从来不注意我。他是个美男子。军装特别合身。男人穿军装个个服贴。可女人的穿着又怎样呢？都要穿肥大的男式长裤，辫子也不许留，一律剪掉，简直象个男孩子。直到战争后期才批准我们留头发，梳辫子。在医院里，我的头发长了出来，我变得漂亮了，结果呢（她开心地笑了），他们两人竟然同时爱上了我。整个战争，我们都是在一起过来的，我从来都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人——骑兵连长和准尉司务长——同时爱上了我，都来向我求婚了。
　　“战后，我想尽快忘掉战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马上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父亲帮助了我和姐姐。他是个聪明人，他把我们的奖章、勋章和奖状证书全都收去，藏了起来，对我们说：
　　“‘战争过去了，仗也打完了。现在你们必须把它忘掉。战争是战争，现在是现在。你们应当穿上便鞋了。你们俩都得给我打扮得漂漂亮亮才行，你们还应该去学习，应该出嫁……’“可是奥丽雅却老是不能适应新生活，她太傲气了。我记得，有一次听到爸爸对妈妈说：‘这是我的过错，让姑娘们这么小就去打仗。战争哪能会不伤害她们呀……’“因为我获得过勋章和奖章的缘故，发到一些优待券，可以到军人服务社去买些紧缺商品。我到那里去给自己买了一双当时最时髦的胶底女鞋，还买了外套、连衣裙和高筒套鞋。
　　“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中尉，那次我把他背下来，差点没累死。我给他的两条腿包扎，进行止血和救护，而他却向我请求：‘别包扎了，干脆把我打死得了……’后来我一直怕见到他……
　　“我住医院时，那儿还住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是坦克手，名叫米沙……姓什么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他的两条腿都给截掉了，右胳膊也截掉了，只剩下左边一条手臂。截肢部位很高，腿是从盆骨那儿锯掉的，连假腿都不能装，只能坐轮椅。医院为他特制了一辆高轮椅，每个外来的人都推推他。当时有很多老百姓到医院来帮助照料伤员，特别照顾米沙这样的重伤员。来人中有孩子，有妇女，也有中学生。伤员还收到许多慰问，食品啦，热情洋溢的信啦，等等。当时每人都竭尽全力参加这项活动，人民是从不计较得失的……
　　“人们把这位米沙抱上抱下，他也不感到沮丧。他真想活啊。他只有十九岁，简直还没好好生活过。我也不记得，他是否有亲属。但是他深知，人们不会撇下他一个人受苦的，他相信人们不会忘记他……
　　“当然，战争是在我们国土上进行的，到处都留下了废墟。我们解放的一些村庄，已经全被烧毁了。我记得在一个村子里，不知从哪儿钻出一个妇女来迎接我们。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现在还记得，她拿出一个装鸡蛋的盘子，里面盛着五个鸡蛋……
　　“我和奥丽雅战前的理想是当医生，可是后来我们谁都没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考核，就可以去学医，我们前线回来的人有这种权利。可是人们的苦难，人们的死亡，我们见得太多了。一想到我们又要目睹那些情形，就已经受不了了……甚至过了三十年，我还劝阻女儿不要报考医学院，虽然她很想报考……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接着说：
　　“我对战争中最后那几天记得最清楚。那天，我们正骑马行军，忽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音乐的声音，是小提琴独奏……在我的感觉里，战争就是这天结束的，而不是在胜利日，尽管那天所有的人都狂欢着朝天鸣枪，互相拥抱，亲吻。而我认为是听到小提琴独奏的那一天。两个星期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德国人的投降和我们的胜利。那天突然出现了音乐，真象是神话故事。我就象大梦初醒似的……
　　“我们大家都认为，经历过战争，经过如比严酷的人间浩劫和滔滔血泪，生活将变得格外美好。我们还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非常善良、彼比相爱……因为大家都受过那样深重的灾难。正是这大灾大难才使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情同手足!我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一天——胜利日。这一天也确实是美好的，甚至连大自然都感受到了人类的内心情绪。可是人们呢?当我如今看到一些恶人，看到一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个人主义者时，真弄不懂：这些现象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怎么出现的?
　　“我老是记着那小提琴的乐声，那轻柔的悠悠琴声，就象孩子的声音。我那时的感觉，真仿佛我刚从沉重的梦魇中醒来一样。和平多么美好！人类多么可爱！就在那时，我才第一次想到了未来。我们大家都忽然兴致勃勃地谈起以后的事来了！我们谈起了爱情，大家都渴望恋爱。虽然我们经过了严酷的战争，但我们大家都会生出美丽的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我和科尔日姐妹俩道了别，离开了她家。在我的公文包里；带走了“又一个战争”。轻盈而略为干枯的树叶给燥热的柏油马路带来了秋天的气息。在路边砂地上，一群孩子和一些胆大的家雀在一起玩耍，几个既不象城里人又不象乡下人的老太太沐浴着秋阳。我带着舒畅的心情注视着宁静安详的天空下这个我所熟悉的世界的每一点细微之处。
　　我知道，到了明天，我又要拿起电话，同那陌生的声音交谈，约定新的会面了。而今天一回到自己的住宅，我又会产生那种想法：我的录音机简直就象一件刑具，上面缠绕着关于战争的痛不欲生、无穷无尽的回忆。我已经无力按下录音机的“停职”键，无法道歉，也无法拒绝了，我脑海里承受的内容太多、太多了。
　　我唯一能够做的，恐怕就是继续走下去…… 
 
第09章　“我们没有打过枪……” 

　　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热情而无私的人们主动跑来帮忙。一些老战友、邻居和同事经常在电话里或信上通知我，或者直接跑到编辑部来找我：“请把这个有趣的人物介绍给大家吧。”“快去采访一下这位妇女吧。”“听说您在寻访，我想悄悄告诉您一个地址。”
　　把他们联系在一块儿的是一个热烈的信念，那就是再现过去岁月的真实，它是战争见证人和直接参战者的财富。是的，关于战争，正在写和将要写的内容太多了，而且这些参战者的见证是不会重复的。他们的记忆中保存着数十个片断、细节和详尽的感受，都不能由他人杜撰和臆造。所有这一切或是来自讲述者的亲身经历，或是她本人亲眼所见。回忆和筛选这些细节——本身便是一种才能。我真想宣称，这是女人记忆的特征。女人们是用独特方式观察，也是用独特方式记忆的。
　　请看以下三个小故事：
　　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季尼娜(列兵，炊事员)说：
　　“战争前我过得很幸福，待在爸爸妈妈身边。我爸爸是从苏芬战场上回来的，少了一个手指头，我总问他：‘爸爸，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很快就来临了，我还没怎么长大呢。明斯克居民开始疏散。我们被送到了萨拉托夫。我在那儿的集体农庄干活儿。有一次，村苏维埃主席把我叫了去。
　　“‘小姑娘，我一直在考虑你的事儿。’
　　‘我很奇怪：
　　“‘您考虑我什么事儿呀，大叔?’
　　“‘还不是这该死的小村子！都得怪这该死的小村子……’“我站在那儿莫名其妙。他又说：
　　“‘上面来了一个文件，要我们出两个人上前线。我没有人可派，本来想自己去，可是又放不下这倒楣的小村子。又不能派你去：你是疏散来的。也许，你还是能去的吧?我这儿有两个小姑娘；你和玛丽亚·乌特金娜。’“玛丽亚是个成熟的高个子姑娘，而我呢?又瘦又小……
　　“‘你能去吗?’主席又问。
　　“‘能发给我一副绑腿吗?’我反问。
　　“那时我们浑身衣服都烂了，我们就是想领到一些用品！
　　“‘你真是个好姑娘，到了部队会发给你一双皮鞋穿的。’“于是我同意了。
　　“……我们从军列下来时，一个魁梧的大胡子叔叔来接我们。可是谁也不肯跟他一起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我也没问。我是这种人，不愿当积极分子，从来不干挑头的事儿。我们不喜欢这叔叔。后来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军官，真是个美男子！他劝动了我们，我们就跟他走了。等我们到了部队，在那儿又遇上了这个大胡子叔叔。他笑着说：‘噢，调皮鬼们，怎么不肯跟我一块儿来呀?’‘少校对我们点名，逐个询问：‘你会干什么呀?’“一个姑娘回答：‘我会挤牛奶。’另一个姑娘说：‘我在家帮妈妈煮过土豆。’“点到我的名了：
　　“‘你呢?’
　　“‘我会洗衣服！’
　　“‘我看，你是个好姑娘，要是你再会做饭的话。’“我会做饭。’
　　“于是，整个白天我做饭，到晚上，我就去给战士们洗洗内衣，再站上两个小时的岗。当人家对我喊‘哨兵！哨兵！’时，我怎么也回答不上来——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整个战争我都在想：我见后回家时，要好好向爸爸妈妈讲一讲，我受了多少苦。可是我现在回来了，却没人可告诉了：爸爸和妈妈都被法西斯打死了，我所有的亲人都被杀害了……”
　　卫生员亚历山德拉·约瑟荚娜·米舒金娜回忆说：
　　“我们被派到医士——助产士学校举办的半年制训练班学习，总共是一百名姑娘……里面有炊事员，卫生员——各个专业种类都有。训练班结束后，我们步行到车站，再从那儿乘卫生专列分到各地。我们身上穿的是家常衣裙、头巾，辩子上还扎着蝴蝶结……一位将军看到我们，命令他的汽车停下来，探出头来问：‘这支花枝招展的队伍是干什么的?’“我并没有被派到前沿，而是进了二十二集团军的野战医院。在战前连煤油炉都不会点的我，竟然来到卫生检疫站工作。伤员一到，我们就给他们分类、脱衣服，换衣服、剃头刮脸、洗澡擦身。他们都是软弱无力的。所有的脏活儿都是我们干，我们也不得不经受这一切：害羞，人类的惨相，不堪目睹的肮脏，虱子……’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柳毕契在战争中是义务卫生员，现在是白俄罗斯列宁国立大学的教师，她说：
　　“我乘坐在卫生列车上。我记得，头一个星期我一直在哭：第一，因为离开了妈妈，第二，我睡在上铺，算是我的‘小房间’，可那儿现在堆满了行李。’“您在什么年龄里上前线的?’
　　“我那时正在读八年级，但没有读到年底。我是偷偷跑到前线去的，卫生专列上的姑娘们全都是我这个年龄。”
　　“你们都干些什么?”
　　“我们的工作就是照料伤员。喂水，喂饭，送便壶——这些活儿全是我们干。有一个此我大一些的姑娘和我一块儿值班，开始她很照顾我：‘如果他们要便壶，你就招呼我。’伤员们伤势严重：有的没有手臂，有的没有腿。第一天我还叫那位姑娘递便壶，可是后来，一—她也不可能整天整夜跟我在一起呀——就留下我一个人值班了。于是伤员也这样喊我：‘小护士，便壶！’“有一次，我把便壶递给一个伤员，可是他不接过去。我这才发现他没有手。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想象着该怎么办。我站了好几分钟，不知如何是好。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确实应该帮助他，……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怎么回事，从来没有瞧见过。甚至在训练班上也没跟我们讲过……”
　　在战争中，不仅是开枪、轰炸、肉搏、挖战壕——还要洗衣衫、煮菜汤、烤面包。“在战争中，我们女人的活儿堆积如山。”——卫生员米舒金娜说，为了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必须让他们有衣穿、有鞋穿、有吃的有喝的、有干净衬衣，否则他们也不会成为一个好兵。在战争史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吃败仗就因为它是饿肚子的邋遢部队。军队向前进，跟在它后面的应该是“第二方面军”——洗衣女兵、烤面包兵、炊事兵。亚历山德拉·约瑟芙娜自己也没料到，正是她使得我产生了这种展望，要多找些在战争中担任这类职务的女兵谈谈。
　　……亚历山德拉·谢苗诺夫娜·玛莎柯夫斯卡雅带着惊诧而困惑的神情开门迎接了我。这位战争中的列兵炊事员对我说：“我们没有打过枪，我也没有打过枪。我每天给战士们烧粥，为此我还得过一枚奖章呢。对于这枚奖章，我从来不当一回事：我又没有打过仗!我只管烧粥，烧大锅汤，搬锅灶和大桶，它们死沉死沉的……我记得，连长有一次对我说：‘我真想开枪把这些大桶都打穿……这样劳累下去，战后你还怎么生孩子呀?’后来有一次他果真把所有的大桶都开枪打穿了。结果不得不到村里又找来了一些小一点儿的桶。
　　“有一天，从前沿阵地上回来了一群小战士，是让他们来休假的。可怜的小家伙们，浑身肮脏，累得不成样子，手脚都冻坏了。大家特别害怕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地区的严冬。在他们老家那儿，常常有太阳，很暖和，而这儿往往冷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身上暖和不起来，只能由我们来喂饭。他们自己都拿不住汤匙吃东西了。”
　　在同一个地方，柳班希纳地区的乌列奇镇，我找到了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她们两人早先在集体农庄工作，现在都已靠退休金生活，并抚养着孙儿们。她们谈得很少，象是要证明，她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而人家却大老远赶来访问她们。她们一个劲儿地想把我介绍到当地名人那儿去：“菲多洛维奇的奖章不计其数，还有两枚‘光荣’勋章。”她们说，各地的记者们“接踵而来”采访他。而且最足以说明问题的，还不是那些甚至从明斯克“专程”赶来的记者，就连集体农庄主席在胜利纪念日还亲自到菲多洛维奇家去登门祝贺呢。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花园里盛开的樱桃树中和格外柔软的春草上很不协调地谈论和倾听鲜血、死亡和危险。两位妇女讲得并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流泪。
　　“……我给士兵们洗衬衣。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洗衬衣。衬衣送来了，磨损得那么厉害，肮脏不堪，爬满了虱子。还有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几乎都认不出来了，上面溅满了血，大褂已经不是白色，而是红色的了。军装没了袖子，胸口上全是窟窿眼儿，裤子没有了裤管。我们真是用泪水洗，泪水漂啊，这样的衬衣堆积成山，哪能洗完！我现在一想起来，胳膊就酸胀，我常常在梦里见到这些情形。这是用语言讲不出来的……”——玛利亚·斯捷潘诺夫娜·杰特科(列兵，洗衣员)说。
　　“我们给士兵们换衣服、洗衣服、熨衣服——这是怎样的英雄壮举啊。我们全是骑马，很少乘火车，简直可以说，我们是步行到达柏林的。如果要回忆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的话：我们帮助卫生员背过伤员，在德聂伯河畔搬运过炮弹，因为不能用大车运，只好捧在怀里硬是走了好多公里……”——安娜·扎哈洛夫娜·戈尔拉契(列兵，洗衣员)说。
　　已经走到门口，也告过别了。安娜·扎哈洛夫娜突然脱口说道：“我觉得，我讲得太少了。我有那么多的故事，可是我讲得太少。”
　　不管你请求别人从什么地方开始说，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开头。
　　“司务长问我：‘小姑娘，你多大啦?’‘十八岁了，干吗?’‘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收不够年龄的人。’‘随便您派我干什么，就是烤面包也行。’‘那我们要你了……’”(穆哈梅金诺娃，列兵，面包员)。
　　玛丽娅·谢苗诺夫娜·库拉柯娃从伏尔加格勒州米哈依洛夫卡市写来的信中说：“我读完了师范学校，正好爆发了战争，我们也就没有毕业分配，回到了家里。没过几天，就得到通知要到兵役委员会去。妈妈不放我走。不错，我那时还年轻，只有十八岁。妈说：‘我送你到哥哥那儿去，我对别人就说你不在家。’我说：‘我是个共青团员呀!’兵役委员会把我们集中起来，如此这般地动员了一番，要求我们妇女去为前线烤面包。
　　“……活儿很重。我们共有八个大烤炉，每到一个被破坏的村镇或城市，就要把烤炉架起来。架好烤炉，又需要柴禾，二三十桶水，五大袋面粉。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姑娘，搬的都是七十公斤的面粉袋，我们两个人一抓就扛起来了。或者是四十个白面包放在担架上让你抬，象我这样的身子骨根本抬不起来。我们日日夜夜地烤面包，这几盆的面还在发酵，那几盆的面已经快做成面包了。敌人炸敌人的，我们做我们的……”
　　她们没有意识到她们完成的是什么业绩，她们始终认为：自己干的是“非英雄主义”的行当。她们总是说，在战争中她们干的是女人家自古以来就应该做的事儿—一浆洗、缝补、服侍男人。然而，如果没有她们这些伟大的勤劳的参战者，胜利是没有指望的。
　　在基辅，我结识了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鲍尔肖芙斯卡娅。她讲的故事使我兴趣盎然，因为它概括了所有“打过仗但没开过枪”的人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它原原本本说来，不惮过多的重复。有些重复，不论在这个故事 还是在别的故事里，往往是必要的。人在战争中期和后期的思想感情和精神状态是不大能一目了然的，尤其是如果不知遭这个人在战前是何许人的话。你当时是十七、八岁还是二、三十岁，离家时是小姑娘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成年妇女——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譬如，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斯柯贝廖娃(大尉，军医)对此是这样回忆的：
　　“我们撤退时，把一切都烧光、一切都炸光了。燃料、弹药都销毁了，只剩下一片火海。目送我们撤退的女人和孩子们都走出屋来，站在路边问：‘你们怎么能把我们丢下呢?把我们也带上一起走吧……’如果我是个做母亲的，我不知道我会怎样忍受这一切。也许，年轻人心情此较轻松，我当时就没有那种感情，也不懂得做母亲的心。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住了。上了年纪的人就很难忍受这场面，有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边走边哭，眼睛都不敢抬……”
　　所以，她们总是从最初阶段，从战争的第一天开始回忆。回忆最初阶段——这是基础，然后上面就能建起整幢的回忆大厦。没有基础，大厦就要分崩离析。
　　鲍尔肯夫斯卡娅离家上前线时是二十四岁，她多次向我重复说：“那时我已经很懂人事了。”
　　瓦莲金娜·库兹敏尼契娜·勃拉特契柯娃—一鲍尔肯夫斯卡娅(中尉，野战洗衣队政治指导员)说：
　　“战前我在西班牙儿童保育院工作，孩子们都是三七年从西班牙送到我们基辅来的。我学过西班牙语，在里面当保育员。
　　“我是‘五一’节结的婚，六月二十二日战争就爆发了。我还记得，第一批德国飞机进行空袭时，我们都不知所措，而西班牙的孩子们已经开始在院内挖壕沟了。他们倒是全都懂。……我们把他们送到后方，然后我到了平札州。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是组建一个护士训练班。一九四一年底，由我主持了这个训练班的考试，因为所有的医生都上前线了。我给学员们发了证件后，自己也申请上前线。上级把我派到斯大林格勒陆军野战医院。我在周围的姑娘们中间是最年长的，至今还和我保持友谊的索尼亚·乌特鲁戈瓦雅，那时才十六岁，刚刚读完九年级，就进了这个医务训练班。我们到了前线，都第四天了，索尼亚还坐在小树林里哭。我走到她身边。
　　“‘索涅奇卡，你怎么还在哭啊？’
　　“‘怎么你不懂，我已经三天没见到我妈妈了！’她回答我。
　　“现在我一向她提起那件事，她就咯咯笑起来。
　　“在库尔斯克会战时，上级把我从医院调到了野战洗衣队当政治指导员，洗衣员都是非军事人员，所以通常是这样：我们坐在大车上，车上堆放着大水桶、洗衣盆、保温桶，最上面则坐着身穿五彩缤纷的裙子的姑娘们。这一下，谁见了都大笑着说：‘洗衣大军来了！……’人们把我叫做‘洗衣政委’。过了好长时间，我的姑娘们才穿得不太刺眼了，就象俗话说的那样，凑凑合合过得去了。
　　“工作很繁重。我们每到一地，上级就拨一间茅屋、木房或掩蔽部给我们，我们就在里面洗衣服。先用凯牌肥皂水浸泡，然后洗净烘干。灭虱剂是有的，可是当时灭虱剂已经不顶用了，我们只好用凯牌肥皂。这种肥皂非常难闻，气味简直吓人。而在这间房子里，找们不但要洗衣、烘衣，还要在里面睡觉。平均每个战士洗衣所用肥皂二十到五十克，全发给我们。这药皂象泥土一样，黑乎乎的。很多姑娘因为长期洗衣负担过重、紧张过度而得了疝气病，还有很多人双手都被凯牌肥皂腐蚀出了湿疹。不过，只能歇上一两天，又得去洗衣服了。
　　“姑娘们都很听我的话。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营地，那里驻扎着空军飞行员，整整一个飞行大队。您想想吧，他们都在盯着我们看，而我们却穿得破破烂烂，邋邋遢遢。于是，这些花花公子们轻蔑地说：‘真了不起，原来是洗衣大姐……’我的姑娘们差点气哭了：
　　“‘指导员，您瞧他们……’
　　“‘没关系，我们会报复他们的。’
　　“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天晚上，我的姑娘们穿上了她们最好看的衣服，来到小草坪上。一个姑娘对着飞行员那边拉起了手风琴，他们闻声赶来，跳起了舞。可是我们都说好了：绝不和一个飞行员跳舞。他们凑了过来，但没有—个姑娘去理睬他们，整个晚上，姑娘们只和自己的女伴在一起跳舞。最后飞行员们求饶说：‘一个傻瓜出言不逊，你们却怪罪我们大家……’“一般说来，非军事人员是不得关禁闭的，但你跟前的这一百多姑娘，你对她们怎么管理呢?比如，我们这儿空袭警报常常要到夜里十一点才解除，可是她们谁也不把它当一回事，总是千方百计地逃出去——姑娘家到底是姑娘家。我只得把几个姑娘关了禁闭。有一回，附近部队的首长到我们这儿来，恰好在我的房间里正关着两位。
　　“‘这是怎么搞的?你们把非军事人员关禁闭？’他们问我。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说：
　　“‘上校同志，您想给上级打报告就打好了。随您的便。可我还是得严明纪律。我的队伍要有良好的秩序。’“他们只好走开。
　　“纪律是不能动摇的。有一次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到一个大尉正好从我屋子旁边走过。他看到我，停了下来。
　　“我的天哪！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您知道，这屋里是谁在住吗？’——大尉对我说。
　　“‘我知道。’
　　“‘这儿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的住处，您不知道她有多么厉害吗?’“我说，她厉害不厉害我从没听说过。
　　“‘我的天！她从来没笑过，很会生气。’
　　“‘那您想跟她认识认识吗?’
　　“‘谢天谢地，我可不敢！’
　　“于是我对他说：
　　“‘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就是那个政治指导员！’“‘不，这不可能！人家给我讲过她的事……’“我很爱护自己的姑娘们。我们洗衣队里有个很漂亮的姑娘，叫华丽娅。有一次，上级把我叫去了，十天没回来。回到洗衣队时，我听说华丽娅这些天常常回来很晚，在偷偷和一个大尉来往。好啊，好啊，原来在干这种事！
　　“两个月过去，我的华丽娅怀孕了。我把她叫来：‘华丽娅，这是怎么搞的?你现在到哪儿去好呢?你后妈(她没有母亲，只有后妈)还住在掩蔽所里呢。’她哭了，对我说：‘这都是您不好，要是您不离开，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她们和我在一起，就象和母亲，和大姐姐在一起。
　　“华丽娅还穿着单薄的衣服，天气已经挺冷了。我就把自己的军大衣送给了她。我的华丽娅就这样走了……
　　“四五年三月八日这天，我们正在过妇女节。我的姑娘们从屋里出来，突然发现：从树林里钻出两个德国鬼子，自动枪挂在身后……是两个伤兵。姑娘们立刻把他俩收拾了。我作为政治指导员，理所当然地向上级写了一份请功报告：今天，三月八号，洗衣女工俘虏了两个德国兵……
　　“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干部会议，政治部主任头一件事就说：
　　“‘听着，同志们，我要让你们大家高兴高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昨天，二十一野战洗衣队的洗衣女工们抓了两个德国俘虏……’“战争进行当中，我们都没得过奖励，在战争结束时，上级对我‘说，‘你们洗衣队可以嘉奖两个人。’我一听就火了，愤愤不平，据理力争说：我是洗衣队的政治指导员，我知道洗衣女工的劳动有多么繁重，她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得了疝气，手上起了湿疹，姑娘们都很年轻，洗衣机也没有她们洗得多，：她们就象牵引车一样负重。上级问我：
　　“‘您明天能再上报一些需嘉奖者的材料吗?我们再奖励一批……’“我和队长研究嘉奖人员名单，一夜未睡。结果，很多姑娘获得了‘勇敢’、‘战功’奖章，还有一位洗衣女工被授予了红星勋章。这是一位最优秀的女工，她时刻不离洗衣盆，往往在大家都精疲力尽，累得躺倒时，她仍在埋头洗。她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
　　“我要送姑娘们回家了，真想送点东西给她们。她们全都是白俄罗斯人，而白俄罗斯已经彻底毁于战火了。我怎么能让她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家乡呢?我们那时驻在一个德国村庄里，村里有一个缝纫工场。我跑过去一瞧：缝纫机都在那儿，完好无缺。我真为此庆幸。
　　“就这样，每个要走的姑娘都得到了一部缝纫机。这就是我力所能及为我的姑娘们所做的一切了……”
　　她，高高的个子，腰板挺得笔直，象是一棵虽老却颇有风采的大树。她说话音色浓重，带点男性的嘶哑。大概，在战争中村里没有剩下一个象样的男人，只有一些老人和男孩，这些女人就成了“女头人”。她当着我的面翻开一摞信件。
　　“都是我的姑娘们写来的……有的要我帮助解决住房问题，有的要弄一张疗养证，有的想安装一部电话。我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哦，洗衣女工！她们在前线打什么仗了?’战争时期谁想到过什么荣誉证书了?大家唯一的心愿，就是战胜敌人。有些有远见的指挥员，他们发布命令让洗衣工入了军籍。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想到了这一层。结果，一些妇女尽管有奖章，甚至得了勋章，参加了整个战争，却不算战争老兵。我常常给她们的领导部门写信，证明她们的身分。有一位高级官员不肯听我的申诉：‘我以为您是在为哪个有功的前线战士奔波，原来您是为一个洗衣女工讲话。’我对他说：‘要是您老婆一个星期不为您洗衣，不为您烧饭，我倒想看看您会是什么模样……’他终于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听了我的话……”
　　她还和从前一样，是“洗衣政委”。不论我们谈论什么，她的思路总是回到那些年代去：
　　“我在战后头十年里从不去哪儿作客。因为我总觉得觉睡不够。我不能到别处去，在人家家里过夜。战争结束都快四十年了，我还是—躺下就不由自主地想：夜里再也听不到枪炮声了，真是太幸福了！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比睡觉更大的乐趣。这些年来，我—直在做地区儿科医生。我从来不象一般人那样问候：‘祝您健康。’我总是说：‘祝您和您的孩子健康．但愿不要发生战争……”
　　这里又是一个“不开枪”的职业，又有一个小故事。
　　查波罗什州贝尔江斯克市的安东尼娜·米隆诺央娜·莲科娃不满十七岁就上了前线，曾在越野装甲汽车车间里当钳工。她回忆说：
　　“在《静静的顿河》第二部里，肯洛霍夫描写过波德杰尔科夫、克里沃什雷科夫和他们的同志被处死的情形。在被枪毙的人中间就有我的舅勇、我母亲的哥哥彼得·伊万诺维奇·雷西克夫。他的母亲，即我的外婆，就在刑场旁边，亲眼看到儿子倒下，当场昏死过去。人们象抬死人似地把她抬走了……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红军排长。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小时候多病，由于童年时严重的烫伤，体质很弱。当我长大一些，便对读书着了迷。我读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格林沃特的《破衣男孩》，感动得痛哭流涕，我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四一年，我们本来准备在八月份去外婆家里作客。然而从六月初起，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我一个劲儿地劝妈妈早点儿动身，她很奇怪：她的假期是在八月份，谁也不能提前离开。再说，六月份到那儿也没什么乐趣：八月份才能赶上水果和蔬菜的收获季。可是我说什么也要立刻启程，谁也劝不住我。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把我拽出城去……”
　　她终于劝动了母亲，放她和小妹妹一起先去外婆家。在斯维里多夫村外的顿河草原上，她看到燥热的尘烟在升腾，携带军事委员部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她看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嚎啕痛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们上战场。
　　“我六月二十三日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简略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请你组织人员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能背诗。在从地里到家里长长的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逼近了。十月十七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开始谈起撤退的事，虽然我明白，外婆也好，有孩子拖累的姨妈也好，都没有力量疏散走开。可是我不能留下来，这样妹妹会遇到危险，我现在得对她负责。
　　“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凉鞋不得不扔掉了，我们只好光着脚走进了哥萨克镇。我们和别的疏散者们一块儿来到火车站，站长说；‘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装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脚丫子插进燕麦里，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说：‘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人们……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麦德维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无依无靠，挤不到前面去，只好站在那儿，手挽手依在一块儿，免得倒下，免得粉身碎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我们浑身都冻僵了，好象脑子也冻僵了。我恍恍惚惚地记得，象是有人到我们身边来过，说了几句什么，又走开了。后来又来了一辆装满了人的四轮大车，把我们拴在车后。人家给我们穿上棉袄说：‘得走路，不然你们会冻死的。你们身上没暖过来，不能坐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到了区中心。
　　“我们在不知是执委会还是镇苏维埃的办公室走廊里坐了五天，坐在很暖的火炉边。我们的身子在路上就暖过来了。终于，从弗兰克村开出一辆汽车来接我们了。最后二十五公里路程显得特别长，因为天气冷得厉害，而汽车又是敞篷的……
　　“在‘五一’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里。温暖而明亮。可是，这个人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他肩上担子不轻啊，得带领农庄庄员搞生产，而庄员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加上这又是些城里人，他们没衣穿，也没鞋穿。向日葵没收割便被大雪盖住了，还有摊开的干草也埋在雪下。饥饿的家畜日日夜夜在嚎呜，派谁去干活?难道是这两个小姑娘吗?
　　“‘你念完几年级了?’主席问我。
　　“我说，念完了九年级。他听了高兴得很，甚至都不太相信。
　　“‘这很好，你就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主席背后悬挂的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拖拉机手集体农庄也是迫切需要的。……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于净，天真冷，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拧得过紧、而且生了锈的螺丝钉好象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象故意为难似地，狂怒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仿佛从地里钻了出来，这位唯一正规的拖拉机手，亦即我们的老师，突然出现了。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娘。尽管听不太清他骂的是什么，但我们觉得很不好受，个个羞得面红耳赤。
　　“我们把拖拉机集中在避风雨的地方，那儿也稍稍暖和一些。工作最麻烦的是缺少零配件，因此他教我们开拖拉机，可以说是倒过来教的。
　　“‘瞧见曲轴的曲颈了吗?’伊万·伊万诺维奇问，然后他开始说明：‘如果把它翻上去，拖拉机手就干不成活儿，而且要吃苦头了。曲轴变成椭圆状是绝对不允许的。必须要研磨，但研磨机床坏了，没法研磨，所以，每过一两天必须把连杆轴承整个儿地重新上紧。至于这个嘛，等你们开始干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我们的训练班就是这种样子，驾驶的偏偏又是这种机器。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我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这台拖拉机上的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二万公里、在设备帐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
　　“工作很疲劳，一昼夜只能睡三、四个钟头，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必须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你得全力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
　　“有一天下地工作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我命令你：开车，就这样开！去吧!’说罢，他便走了。
　　“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挂钩上带着中耕机。协调中耕机并不难，但扬起的尘土实在可恶。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有点蹊跷：轴承是怎么搞的?我觉得机器有点跳，赶忙停下来，好象又没什么了。等到再给负荷，机器又跳了起来！我认真想了想这怪现象，然后又不顾一切地开起来。突然，我的座垫下面‘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粘粘呼呼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已磨得粉碎！
　　“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队长争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便转过身来。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我也一言不发——说来说去还是我铸成的大错呀！
　　“拖拉机站长问：
　　“‘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队长说：
　　“‘怎么办，难道要我把这个小姑娘这交法院受审吗?检查油质，本来是你的职责……’“交涉了几次，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以后伊万·伊万诺维奇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人。
　　“我整天整天地开拖拉机，只要机器能运转，我就不下来。这种曲轴，一口气能连着运转一天一夜，甚至三十个小时，只要过后再把连杆轴承往紧里调一调。这样一来，一天里最多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因为她的品行特别廉洁，上级委派她为被围困的列宁格勒的各家医院分配食品。她很胜任这项工作！四二年二月，人们把在结冰的日兹尼大街上饿得奄奄一息的她送回家去……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我的孩子们也都知道。
　　“妈妈是通过我的一位住在撒马尔汗的童友找到我和妹妹的，我跟这拉童友一直有通信往来。妈妈来了，我们又有了家。田里的活儿全干完了，我们把拖拉机送去检修，又开始在拖拉机站工作。这天，妈妈突然对我说：
　　“‘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愣：我去学校能干什么?如果说是去督促妹妹学习，那她门门功课都是五分呀。妈妈把话给我挑明了：
　　“‘难道说，要我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您简直想象不出，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去打德国法西斯！)——这有多么不习惯！要知道，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还是进了中学。本该再稍稍等等的：四个月后我就满十七岁了，到那时谁也不能把我从工作岗位赶回家去了！可是我也并没有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号我生日那天。因为共青团斯大林格勒州委（我们所在的那个村划入了斯大林格勒州）发出号召，号召青年们踊跃加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行列。
　　“我报了名。在区委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人家指出我不满十七岁时，我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宣布绝食。我就坐在他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我以为他不会被我吓住的，但他竟然真的把我运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靠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后来我自然是通过了。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真实巧合，这就是送我们到这儿来的那辆车。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
　　“我们在卡梅欣宣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雇主’们也无论如何不想看见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
　　“‘不可能吧!那么，你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又补充说，这是第一次，由于没有经验。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 安努什卡和阿霞咬紧牙关，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上尉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
　　“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很窘，回答说，因为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象山鸡一样被打死的。’“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
　　“‘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最‘有文化’的就是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我忘记了一切，简直是在尖叫了：
　　“‘我们是志愿者！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分队……’“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所以上校马上让步了：
　　“‘要去作战分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如果一个月内她还学不会闭着眼睛装配发动机，不能达到我们的标准，就得到我要她去的地方去。我想，到时候她自己也会主动申请当文书的……’“就这样，我们在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军队竟是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构，里里外外，千头万绪，又丝丝入扣。前线就象需要空气似地需要机器。我们习惯了高速坦克和鱼雷快艇，可是从查波罗什地区出来，要是去我们的贝尔江斯克的话，就只好乘坐普普通通的小载重汽车，在风雪中冻得够受。战争年代中，‘优秀司机’证章与‘优秀射手’、‘优秀通信兵’等证章是同样等级的。前线司机驾驶饱经创伤的破汽车，创造了很多奇迹。当他们把汽车开进我们车间时，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惊讶了：它是怎么开进来的？天知道！
　　“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最重的活儿是装配，干这活儿根本没有下班，整天整夜地简直跟打仗一样，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有的人就是抱着马达牺牲的……大家浑身是泥是雪地工作着，在任何场合下，在任何不起眼的小工序上，都没有误过事儿。
　　“过了一个月，部队首长搞了一次严格的考核，我光荣地经受了考验，我装配的马达安在试验台上，象小闹钟似地运行了二十三个钟头……
　　“组建部队时，授予我下土军衔的命令颁布了。
　　“啊哈！——我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一—现在该谁替谁洗饭盒了?连加，你要按规定时间起床！跑步去打饭！列兵瓦西里耶夫，我说话您听不清吗?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在季摩弗尼科，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愿这两小时睡眠的甜蜜享受遭到破坏。我翻了个身，捂住两只耳朵。可是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突然发出一声重重的砸击地面的闷响，仿佛就在我跟前。紧接着应该是一声巨响，但是并没有爆炸声。看来，这颗炸弹没炸开，还可以继续睡觉，于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我当时毫无惧怕之感，不论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场合下，我都不害怕。只是—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
　　“‘才二十四岁，整个儿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您到底打算怎样生活?’“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因为我最为苦恼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战争与学习。
　　“下面要给您讲的就是后来的事情了，我战后的生活……是的，我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过过几天。我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象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完全紊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渴望着继续学习。在我心目中，大学仅次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就凭着一份助学金读书，犹如在打仗，就象穿着军大衣和发白的褪色军便服的那四年时光。……我怀头一个儿子时，通过了一项专业考试——水文专业；怀第二个儿子时，通过了第二项专业考试——新闻专业。战争榨取了我太多的精力，身体糟透了。为生第二个男孩，我以左眼失明做了代价，而干水文工作又需要一副好视力，我只好从零开始生活……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都讲出来?因为，倘若说我们每个人战前几乎没有什么生活阅历的话，那么战后我们可是饱经风霜了。战后的这段生活是不能不回忆的。正是战争教会了我们把握战后生活的要领。在战争中，我对于人类无穷尽的能力产生了坚定的信念。经受了血与火的各种磨难后，我不相信还有什么人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我所保存下来的最强有力的信念……”
　　我想起了一个物理实验：如果在一堆纷乱的铁屑中放入一块磁铁，那么立刻就会得到一套固定的图案。由此我又想到，战争把不是百把个，而是成千上万个姑娘的命运组合成跟什么类似的图案呢?我只选择了这几个人的遭遇，而放弃了其他几十个人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叙述她们如何“打仗却不开枪’的经历，告诉人们，在战争岁月里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子也是多么恐怖和折磨人，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我想，别的妇女们是会原谅我的。这本书本可以无休止地写下去，但愿能把它称为“人民之书” 

第10章　“关于一丁点儿大的小土豆……” 

　　希特勒步拿破仑的后尘，向他手下的将领抱怨说：“俄国人打仗不讲章法。”所谓“不讲章法”，指的是被劫往德国而中途遭焚的小麦，指的是沦陷的市中心满天飞舞的苏联情报局战况通报，指的是游击队对戒备森严的德军司令部的勇猛袭击，指的是驶往前线的德军军列在深夜遭到爆炸……这一切，无疑囊括了游击战和地下斗争中的英雄与无名英雄们的大大小小的功勋，也就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说的“人民战争的大棒”。还是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种斗争的具体情况吧。譬如，地下活动是怎么回事?它并不是接连不断的出击，而是每时每刻的精神负担，是在漫长岁月里缺乏个人安全的感觉。
　　“解放初期，我每次上街总是习惯地环顾四周，仍然情不自禁地担心……我不能在街上平平静静地走路，老是边走边数汽车……在火车站就数火车……”——当年的女地下工作者谢多娃对我说。告别熟悉的乡邻、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弟妹，离开生你养你的故乡，去参加游击队，这是怎样一种情形?让我们来假设有这样一个士兵，他在前线打仗时并不是无牵无挂单身一人。而是被自己的家人包围：妻子、儿女、老母——那他会怎样?法西斯坦克每时每刻都可能开过来，德国冲锋枪手随时都会从岗峦后面钻出来……在前线，每个人都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而在这里呢?同样也在拿生命冒险—一尽管不是最可怕的冒险，也不是直接的严酷考验，但，这就是每天每日的英勇行为……
　　女人们记着这一切。
　　我同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的会见是在她办公室里进行的。她现任勃良斯克州加吉柯夫地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我们的会见安排在晚上，大楼里的喧闹声、急匆匆的脚步声都消失了，只有清洁女工的水桶不时地在走廊里碰出声响，还有放在保险柜(这是政府机关办公室里必不可少的用具)上的一台收音机里传出的男播音员的声音使我们在下班后的寂静中还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
　　我立刻发现，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属于那种温柔善良的女人，从不会摆官架子，也从不做发号施令，盛气凌人的手势。与其说她是一位有三十年党龄的党务工作者。不如说她是一个受到学生爱戴的乡村女教师。
　　“总算安静下来了。”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看了看那三部不同颜色的电话机：白的、黄的、红的。、可是这时白电话机突然又响起铃来。
　　“是我小女儿打来的……她在等我回去吃晚饭。可我们的谈话大概不会很快。我这儿不常有白俄罗斯客人光临。……要来的都是稀客，当年我就在那儿，在你们白俄罗斯的密林中，打过游击……”
　　安东尼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康德拉绍娃(贝托施地区游击旅女侦察员)说：
　　“那次，我完成了一件任务，再不能继续留在村里了，于是便到游击队去了。敌人把我母亲抓进盖世太保机关，弟弟侥幸逃脱了。敌人残酷折磨母亲，拷问她女儿在哪里。母亲被关押了两年。在这两年中，每次打仗，法西斯就把她和本村的其他妇女一起押在前面走。他们害怕踩到游击队的地雷，如果遇上地雷，群众就会炸死，德国兵们就得以保住狗命。两年当中，他们就这样押着我母亲……
　　“不止一次，我们正要打伏击，突然发现妇女们走在前面，法西斯走在后面。等她们走近了，才突然看见自己的亲人在里头。这时大家最紧张的是等待指挥员发布射击命令，大家在痛苦中煎熬着。一个人小声嘟哝：‘那是我妈。另一个人也说：‘那是我小妹。’还有人发现了自己的孩子……我母亲总是围着一条白头巾。她个子挺高，所以大家常常最先认出她。往往我自己还没有看见她，别人就告诉我：‘你妈妈在那儿……’“一旦下达射击命令，你就得开枪。我自己也不知道朝哪儿开枪，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紧紧盯住那块白头巾——妈妈活着，还是倒下了?乡亲们和敌人都向四处跑开，有的人倒下了。我搞不清妈妈是否还活着，一连两天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直到联络员从村里回来，告诉我妈妈还活着，我这才又恢复正常。就这样，直到下一次伏击又经历这么一回。我发现，要是搁在今天，我怎么也受不了这种刺激，可当时，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也许因为情势逼得我必须忍耐。我现在还常常想，那真是情势逼人呀……
　　“直到现在，我耳畔还时常出现一个小孩子的惨叫声，一个被扔到井里的孩子的叫声；您可曾听到过这种声音?您是不可能听到的，听到也一定受不了。那孩子被扔进井里时，尖声凄厉，简直象是从地底下，从阴曹地府传来的声音。这已不是孩子的喊叫声，不是人的声音，而象是坟墓里的绝叫。从此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内心里只有一个要求：快快杀敌，尽可能地多杀敌人，用最厉害的方式消灭他们。我一看到法西斯俘虏，就想随手掐死他几个。我不想开枪击毙他们，这种死法对他们太便宜了。我不想用武器，不想用枪去杀死他们……
　　“他们对待我们的人太残酷、太疯狂了。你们今天可能不会相信这些。可是如果你们亲眼看到，在村子中央燃起一大堆火，把曾经教过你的老年女教师活活扔进火里，你们就会跟我有共同的感受了。敌人还把—个年轻小伙子剁成几段。他们还用锯于把人活活锯死……这些受害者全都是我们的亲朋好友。其中有你女友的父亲，有你中学的同学……投奔游击队的人，最不忍说的话就是：萨沙。或者玛沙，你母亲，或你父亲，被敌人枪杀了，或者烧死了，被狼狗扯碎了。这是最可怕的事了。一切都可以忍受，唯独这种事不能容忍。我们甚至都觉得，宁可自己默默忍受亲人牺牲的悲痛，也此到队伍里告诉同志他的亲人怎样被杀害要轻松一些……
　　“我们那时都很年轻，非常牵挂母亲和姐妹，很想念她们。我们想的、说的，就是怎样回家，怎样跟亲人会面，怎样从此过另一种生活，再也不惹母亲生气……
　　“已经是四三年了，希特勒匪帮逃跑前夕枪杀了我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她在临死前还在为我祝福：
　　“‘去吧，孩子们，你们应该活下去。就是死，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死……’ 、“她并没有说要杀敌报仇之类的话，她说的是另一番话，女人的家常话，要我们在亲人死后仍能平静地生活和学习，特别是学习。
　　“跟她一起关在囚牢里的妇女后来告诉我，每次我母亲被押出去时，都请求她们：
　　“‘噢，姐妹们，我只有一件事挂在心上，如果我死了，请照应我的孩子们！’“所以，当我回到老家时，母亲的一位难友便把我带到她家去生活，虽然她还要养活两个小孩子。法西斯把我们家的茅屋烧掉了，我弟弟牺牲在游击队里，妈妈被枪杀，爸爸还在前线打仗。他一直打到柏林，从前线回来时又是伤，又是病。战后并没有活多久，很快去世了……就这样，一大家子人到头来只剩下我一个。母亲的这位难友自己也很穷，再加上两个很小的孩子。因此我决定离开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她哭着，不肯放我走。
　　“还有一件事。当我得知母亲被敌人枪杀时，心乱如麻，坐卧不安——我应该找到她的尸体……敌人枪杀了她们，把尸体埋在一个很深的防坦克壕里，又用推土机在上面碾过。人们在现场指给我看，妈妈当时站在什么地方。我跑上去，用手挖了起来，翻出几具尸体。我凭着妈妈手上的一枚戒指，认出了她……我看到她，大叫一声，然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几个女人把母亲的尸体抬回来，用罐头盒舀水洗净她的身子，安葬了。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个罐头盒……
　　“一连几夜，我躺在床上想：母亲是因为我才死的。不，不是因为我……如果我由于担心亲人而不去斗争，如果另一个人也和我一样，第三个、第四个人都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但我不能对自己说，我没产生过这种念头，没目睹和感觉过那些惶恐。我也不能说，我对自己的亲娘向我走来视而不见，并且我确实朝她那个方向开过枪。您不能想象，怀着这种感受是怎样痛不欲生，时间越久，越是苦不堪言。有时在深夜里，窗外突然有年轻人的笑声和说话声传来，我会吓得乱打哆嗦，刹那间以为这是孩子的哭喊声，孩子的惨叫声。有时我突然从梦中惊醒，觉得气都喘不过来，一团焦糊味使心口发闷。……您不知道，人体烧焦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在夏天。现在如果哪儿着了火，我就必须赶到现场，这是我的工作。可是要听说是畜牧场失火，我就说什么也不去。我不能去，因为那儿会使我想起人体烧焦的气味。有时深夜醒来，跑去取香水，我觉得香水里也有这种气味。我实在无法把这些从记忆中抹去……”
　　地下工作和游击队工作是特殊形式的斗争，是专门性的斗争。它要求人们具有特殊的品质。“必须习惯于在你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表面的人，人人都认识；一个是仅仅有几个人了解的人。地下工作的首要原则，就是尽可能少地让人了解你……”—一卡希契金娜(女地下工作者)说。这一斗争要求人们做出不可思议的特殊牺牲，它的原则就是在人的最亲密关系的领域内也要体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冷漠。女人受到的考验尤为严酷，因为她们不仅是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而且又是母亲、妻子和女儿。最可怕的折磨随时在伺候着她们。在这些考验面前，死亡、牺牲反倒是轻松的了……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雅德维佳·米哈依洛夫娜，萨薇茨卡娅回忆说：
　　“在我们参加地下斗争时，人家警告我们说，这很危险，随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活下去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是我们那时根本不考虑自己。我们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反抗法西斯敌人的事业上。我一看到德国鬼子，首先就觉得心脏紧缩——整个身子都疼，每个细胞都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应当想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敌人，决不能姑息容忍他们。在那几天里，我一下子变得和战前不一样了，仿佛已成了另一个人。仇恨强烈地震撼着我们的心，这种仇恨比我们对亲人的担忧、此我们对死的恐惧要强烈得多。当然，我们时刻都在思念亲人。可是我们没有别的什么好选择。不能让法西斯分子赖在我们的国土上……
　　“比如，有一次别人告诉我说，盖世太保准备来抓我，我便投奔了游击队。我走了，只有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留在家里，而且她是孤身一人。我们商量好，她装作又聋又瞎，敌人就不会把她怎么样了。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盖世太保还是把母亲抓走了。可是，我继续战斗的愿望，向敌人复仇到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原来第二天我刚走，盖世太保就闯进我家；虽然按照我们商量好的那样，妈妈装得又瞎又聋，敌人还是无情地打她，逼问她女儿在哪儿。母亲后来病了很久……”
　　亚历山得拉·伊万诺夫娜·赫罗莫娃(安托波尔地下党区委书记)说：
　　“我的一位女友，卡佳·西玛柯娃有两个女儿，都不大，也就是六、七岁吧。她牵着两个女儿的手，走遍全城，观察敌人的情况。有一回，一个法四所分子喊住她，她张着嘴巴，装出痴痴呆呆的样子。她是在拿自己的女儿冒险哪……
　　“我们那儿还有个叫扎查尔斯卡雅的女人，她有个女儿叫瓦列丽亚，小姑娘才八岁。有一次，需要炸敌人的一座饭厅，我们决定把炸药包放到敌人的炉灶里，可是先得把它带进敌营呀。母亲说，她的女儿可以把炸药包带进去。她把炸药包放在篮子里，上面铺了两件儿童裙，二十个鸡蛋，和一些黄油。就这样，让一个小姑娘把炸药包带到敌人饭厅里去了。据说，保护子女的母性是最强大不过的。但是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没别的法子了，毫无办法……
　　“我们游击队里有一对姓契木克的兄弟。有一次，他们被敌人用大火堵在板棚里，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浑身大火冲了出来。敌人把他们放到大车上示众，让人们认他们是谁家的人。
　　“村里男女老少都站在那里，他们的父母也在人群里，谁也不说话。做母亲的要有怎样坚强的一颗心才不致于喊出声来呀……她没有暴露自己，要不然整个村子都会给烧光。任何功绩都能受勋，而对于这位母亲呢?就是用“金星英雄”这种最高勋章去表彰，也嫌不够呀……。——游击队女交通员卡斯贝洛维奇感慨地说。
　　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米哈依洛夫娜·伊尔凯维奇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我母亲在游击队里给大伙儿洗衣服、做饭。这是应该的，是她的岗位。可她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在当时她也不要什么证明，因为她用不着，照样象每个苏维埃人那样贡献着力量。有一次，我外出去执行任务，我妈听人说我被绞死了。过了几天，我回到营地，母亲看到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个钟头，好象口舌麻木了。当时这所有的一切都得忍受……难道只是我母亲一个人有这种痛苦吗?
　　“我们曾经救起过一位妇女，她神智恍惚，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她说她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尽管觉得血还在身上流动，但她迷信这是在阴间的感觉。我们使劲掐晃她，她才多少恢复了神智，她对我们讲敌人是怎样把她和她的五个孩子一道拉出去枪毙的。敌人把她和孩子们拉到板棚前，先把几个大点儿的孩子枪毙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吃奶的孩子。一个法西斯比划着说，把孩子扔掉，我要开枪了。她使劲把孩子摔在地上，宁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摔死，也不愿意让德国鬼子开枪打死。……她说，她不想活了，在经历了这一切后，她再也无法活下去了，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在阴间。我不知道她后来是否活了下来……”
　　德国法西斯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士兵，武器装备精良。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敌人实行着残酷的法律，他们以为，这法律能够使人们仅仅剩下一种生物的本能和欲望——活下去！可惜，希特勒的战略家和思想家们虽然机关算尽，却就是想不到，一个母亲会做到把炸弹藏在自己小女儿的裙子里，一个父亲在不能亲自去牺牲时，便毅然牺牲了女儿的生命，而一个女儿本来能够救出自己母亲的生命，却为了拯救大家的生命，拯救祖国的土地，而献出了最亲爱的人的生命。人的精种力量，这是敌人无法估计的，它虽然属于思想范畴，但正象后来所清楚表明的那样，它又是最富于物质力量的，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粗暴而残酷的物质世界里。
　　……在威帖布斯克州戈罗多科斯克区卡毕歇村，雅修凯维奇一家人沉静而幸福地接待了我。“对于孤独者，客人就是太阳。”——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请我坐到她女儿的病榻边。他按照老年人的习惯忙碌着，不知该怎么招待我才好。我好不容易才劝住他不要为我而张罗。
　　主人的回忆是不慌不忙的，如同这家人整个儿的生活风格。如果女儿忘了什么事儿，父亲就提醒她一下。
　　下面就是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雅修凯维奇和他的女儿，原罗科索夫斯基游击队彼特拉科夫支队联络员玛丽亚讲的故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说：
　　“我的儿子们当时全部都在前线打仗。我有两个外甥，他们因为跟游击队有联系而被敌人枪毙了。我的姐姐，也就是他俩的母亲，被法西斯烧死在自己家中，太惨了，活活烧死了。在场的人们说，她一直抱着一尊圣像，直直地立着，象一根蜡烛，直到被烟火吞噬。战后，每当我看到夕阳，总仿佛觉得那是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玛丽亚接着说：
　　“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只有十三岁。我知道父亲在帮助游击队，我全都懂……经常有人几深更半夜到我家里来，叫醒爸爸，留下一些东西，又取走一些东西。父亲外出时常常把我也带上，他把我放在大车上，对我说：‘好好坐着，不许站起来。’我们坐着大车到约定的地点去，他再从那儿运回武器和传单。一个老头带着一个女孩子，不太引人注目。
　　“后来爸爸开始派我一个人去联络站。他教我必须记住哪些要点。我总是悄悄地藏在灌木丛里，—直蹲到深夜，暗暗记下敌人列车通过的数目。我记的是敌人运送什么东西。我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在运武器。有时载的是坦克，有时是载着士兵，军列源源不断地通过。树丛就在铁路旁边，德国人每天都要朝这里扫射两、三次。”
　　“你当时不害怕吗?”
　　“我那时长得很小，偷偷钻进树丛去，谁也发现不了我。有一天我印象很深，爸爸两次试图出村子，要悄悄到森林里去，游击队在那儿等他。可是他两次出村，都被敌人巡逻兵赶了回来。天色黑下来了，我看到爸爸在院子里徘徊，心烦意乱……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傍晚突然长出一脸硬硬的黑胡子。他终于喊起我来：‘玛琳娜……’这时妈妈说话了：‘我不放孩子去！’……
　　“我去了，悄悄地穿过林子。我熟悉那里的每条小路。说真话，我很怕黑。但我总算找到了游击队，他们正在等着呢。我把爸爸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在回家的路上，我掉进了湖里，爸爸的上衣、皮靴，全都沉到水底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冰窟窿里钻出来的……
　　“清早，我开始发高烧。我一躺下就再也没爬起来。妈妈只能煎些草药汤给我喝，别无它法。医生也找不到。从那以后，我的两条腿就不能走路了。战后做了十次手术，还住院治疗过……全无济于事……”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
　　“我妻子是两年前去世的。她临死时神智还很清楚。我看到，她原谅了我的一切。但我知道、女儿玛丽亚那件事她仍不肯原谅我。既不原谅我，也不原谅自己。她就这么死去了……”
　　约瑟夫·格奥尔基耶维奇陪我走着一条绕弯的小路，把我送到汽车站。我们路过一片春花盛开的花园，他告诉我：“这是我在战争中栽下的。当时人们在死亡，我却仍然种花。我爱生活……”如今花园很茂盛，只有那一簇簇白色的大花束，却白得令人心痛，它们太象主人的满头银发。
　　几乎每一段故事中都有使我吃惊的内容：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遭际，战争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立刻置于死地，可是却找不出一个逃脱战争伤害的家庭，尽管在战争初期许多人曾得以幸免。不过，得到幸免的人也好，未能幸免的人也好，大家的感受终归是—样的，感到自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就是使你惊叹不已的人们的共性，它本身也成为忍受一切、战胜一切的巨大力量。
　　人们感受的痛苦是共同的，而且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对未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后来有人说，我父亲留在敌后执行任务了。谁也没要求我们留下来，是我们主动要求留下的。我记得当时一点都不惊慌，有的只是巨大的痛苦，是的，巨大的痛苦。的确是没有惊慌。人人都相信，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女游击队员瓦莲京娜·帕甫洛芙娜·柯热米亚金娜说，“就在德国人入侵的当天，父亲在傍晚用小提琴奏起了《国际歌》，他很想干点什么，表示抗议……”
　　在敌占区，勇敢精神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桌子上摆着的一些小小的土豆，就包涵着感人的故事——这是农民千方百计搞来的，是家庭中剩下的最后一点食物，也是他们所能贡献出的最后一点东西了。
　　亚历山得拉·尼基伏洛夫娜·扎哈洛娃，一位卓越的女性——游击队的女政委，曾在戈麦尔州二二五团任职。她说：
　　“全体人民都在支援我们。要是人民不支援我们，游击运动就无法存在下去。有时他们流着眼泪，但毕竟还是把最后的东西贡献了出来。他们这样说：
　　“‘孩子们，孩子们，我们一起吃苦吧，也一起盼胜利。’“他们把粮食全献了出来，连最后一点小土豆也倒出来。这个说：‘我有多少，交多少。’那个说：‘我也是。’‘那么你呢，伊万?’‘你呢，玛丽亚?”我跟大家一样，可我还有孩子啊……’他们常常哭，我们也哭。
　　“要是没有老百姓，我们怎么办?游击队全都驻扎在森林里，没有老百姓我们就活不成。他们耕地、播种，养活自己和孩子，也供我们吃，供我们穿。夜里不打枪，他们就出来耕地。我们有武器，我们可以自卫。可他们呢?为了把一小块面包送给游击队，就会遭到枪杀。我在村里过上一夜就走，可是要是有人告密，说我在哪家待过，那这一家人就会被枪毙。村里有个单身妇女，没有男人，却带着三个小孩。她有孩子要养活，但我们到她家去时，她从不赶我们走，还给我们生炉子烤火，洗衣服……
　　“她把最后一点糊口的东西都送给了我们：‘你们吃吧，年轻人！’春天的土豆很小很小，就象豌豆一般。我们吃着，孩子却在炉边坐着，哭着。这是最后一点儿豌豆大小的土豆……我真想，真想给所有在后方供我们吃穿的妇女们授予一枚什么奖章。我至死也不会忘掉她们……
　　“战后我遇到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柯伦苔。她问这问那，缠着我一口气跟她讲了好几个小时。当年我们在森林里不是住上一天两天，而是生活了好几年，她对这些很好奇。人们彼此是怎样相处的?这战争，这战斗，这惨剧——是怎样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怎样影响女人的感情，以及男人对女人的感情的?她听后，对我们游击队员的人格大为惊讶。她说，这样的人当然是无从战胜的。”
　　明斯克的女地下工作者薇拉·格里戈利耶夫娜·谢多娃回忆说：
　　“我第一次收到给我送来的传单，把它们缝到了枕头里。妈妈铺床的时候摸出来了，她把枕头拆开，发现了里头的传单。她哭了：‘你这是害你自己，也害我呀。’后来我想运她到游击区去，但她不愿意走。她说；‘我丢不下薇拉。’就这样，她帮我干起了工作。
　　“那时游击队的联络员常常到我家来。每次从马上卸东西时，大家都能看到。你想别人会看不见吗?谁都能看到，猜得出来。我总是对人说，来客是打我哥哥那儿来，是从乡下老家来的。可是邻居们都一清二楚，我在乡下根本没有什么哥哥。我永远感激他们，我应该向我们那条街上的所有邻居致敬。只要走漏一丝风声就足以使我们全家人遭到杀身之祸……甚至只须用手指头朝我们家这边戳一下，我们就完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干出那种事儿。战后，周围邻居都说，他们早就知道经常来往我家的是些什么人……”
　　女游击队员维拉·萨弗伦诺夫娜·达维多娃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有一次走进一家小茅屋，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两条磨得光光的长凳和一张桌子。就连喝水杯子也没有。老百姓的一切都给敌人抢走了，但是屋角却摆着—尊圣像，圣像上罩着一条手巾。
　　里坐着一位老公公和一位老婆婆。我们的一个游击队员脱下长筒靴，解开包脚布，包脚布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因为又是下雨，又是泥泞，靴子也是破的。那位老婆婆见此情景，走到圣像跟前，取下罩在圣像上的手巾，递给他：‘包上吧，孩子，不然往后你怎么走路呢?’这个茅屋里再也不剩什么了……”
　　这儿又有两个故事——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和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讲给我的——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总是交错在一起。虽然我是在不同时间记下这两个故事的，再说，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住在威帖布斯克的迪斯纳镇，而索莽亚·米伦诺夫娜住在基辅。可不知怎么，每当我想起这一个，立刻又想起那一个来。两种生活，却好象是一个人。
　　……我带着女诗人艾达·谢苗诺夫娜·奥格涅茨维特的介绍信，到迪斯纳镇去访问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她是维列希纳游击运动的参加者。“她有着阿列克赛·梅列西叶夫（苏联著名英雄，“无脚飞将军”，事迹见波列沃依的长篇小说‘《真正的人》。——译者注）式的遭遇……而她又是个女人，所以更加动人心魄。”……女诗人把信交给我时说。
　　乡下男孩永远是消息最灵通的人。他们带着我在热闹的迪斯纳走街穿巷，喋喋不休，争先恐后地向我说着他们知道的一切。
　　“费克拉大婶有奖章呢。”
　　“不对，是勋章。我爸爸说啦，是勋章。”
　　“我妈妈跟她家吵过架，她家的母鸡啄坏了我家的黄瓜。”
　　“那就是她们家，最高的一座房子……”
　　我已经知道，这个房子是不会有人出来迎接客人的，得由我自己去开门，然后把手提包放在门口，脱下外套，直接进屋去。斯特卢亚姐妹俩住在一起，费克拉·费多洛夫娜和奥尔佳·费多洛夫娜，两个人都身患重病。
　　……两姐妹穿着节日盛装在等侯我：“我们已经听说，来了一位记者。是邻居小鬼头说的……”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已经来过啦?！
　　费克拉·费多洛夫娜·斯特卢亚(女游击队员)：
　　“我的两条腿受了伤，人也失去了知觉。天气冷得厉害。我醒过来时，两只手也冻伤了。别看现在两手很灵活，很健康，可是当时却都发黑了，因为我当时在地上爬，手又是潮湿的。至于两脚，那就甭提了。如果没有那严寒天气，两条腿兴许还有救，可是它们当时还在流着血呢。我病了很长时间，人家把我和别的伤员排在一起，把我们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可是德国人正在包围我们。我们又要被围困了……于是我们就象柴禾似的给架在雪撬上。当时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被堆在雪撬上，然后就拉到远远的森林里去。就这样一次次地运着。后来医院才向莫斯科方面报告了我的伤势。我那时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
　　“您的两条腿都伤了吗?”
　　“是的，两条腿全都坏了。我现在的腿是假腿。我的两条腿就是在那时，在森林里被截掉的。手术条件非常原始，他们把我放在一张桌上，就开始了手术，连碘酒都没有，用普通的锯子锯腿。两条腿就这么锯掉了……我被放到桌子上，没有碘酒……派人到六公里以外的兄弟支队去找碘酒，我就躺在桌上等着。麻药也没有。何止是麻药，什么药都没有。
　　“医院一直同莫斯科联系，要求派飞机来，一架飞机飞来了三次，但只在高空盘旋，无法下降。周围的敌人拼命向它射击，第四次，飞机总算降落了，可我的两条腿已经截掉了，后来，在伊万诺夫和塔什干又做了四次修补截肢，因为发生了四次坏疽病。每一次都切下一段，截位越来越高。我们有位外科医生自己也没有腿，他谈到我时说——这是别的医生告诉我的——：‘我对她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那么多男人做过手术，却从未见过象她这样的人……’“战后我回来了，回到迪斯纳。您相信不，我连一个月都没休息，就上班了。”
　　“那您的两条腿怎么办?”
　　“我是装了假肢回来的。我现在走路不行了，因为我老了，可当初那会儿，我跑遍了全城，都靠步行，一口气可以走三公里。我常常到集体农庄去，因为我那时是区执委副主席。要是我坐在办公室里，人家就会缠住我。”
　　“您怎么工作呢？”
　　“如果别人照顾我，我反而会发火。那会儿，还没有象现在这么有文化的集体农庄主席。每逢有什么重要活动，区里就得派人下去。每星期一，我们都要被召到区委，分配任务，然后到各农庄去。有一回，我一大清早就起来，望着窗外，看见别人不断地到区委去，偏偏就没叫我。我伤心极了。我真羡慕他们的好运气。
　　“电话铃响了，是第一书记打来的：‘费克拉·费多洛夫娜，请您来一下。’我那时多么满足啊。其实，我走到各个村庄去，是非常困难的。我被派往的地方都有二，三十公里远。有的地方可以乘车去，有的地方却只能靠步行。我有时在森林里走着走着就跌倒了，好半天爬不起来。我只好把手提包放在地下，挣扎着撑起身子，扶住树干站起来，继续赶路。我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可是我在家里坐不住。我想做一个有用的人，我想象别人一样地生存。我和妹妹在一起过日子……这幢房子是政府专为我们造的……”
　　“是一座很好的房子，又宽敞又高大。我还从未见过这么高的天花板……”
　　“不，”费克拉·费多洛夫娜一把抓住找的手，说，“你觉得它很高，那是因为这里面没有孩子……”
　　我从这幢房子里出来，一种负疚感油然而生；这儿就生活着一位应该为之写书、为之歌唱的人，而我们对于她却不闻不问。这样的人有多少啊?正在身旁而又未被我们感觉到，意识到的故事太多了，犹如历史本身。
　　在我的躯体内，乌克兰血液与白俄罗斯血液一起流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我闻到基辅的栗子树气味时，心口就跳得十分剧烈。我母亲当年就曾带回一棵小栗子树苗，把它栽在波列西耶我们老家的宅旁。而现在，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在给我的信上，亲切地称我为“好闺女”。
　　她的回忆，把我们俩的生活紧紧连接在一块儿了。
　　“我不能单纯地给您讲战争，”索菲亚·米伦诺夫娜事先告诉我，“我不能脱离我的童年、青年时代，脱离我的家庭和学校，来讲述我的战争经历。要讲就讲整个生活道路吧……”
　　索菲亚·米伦诺夫娜·维列夏克——可歌可泣的日托米尔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她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下面是她关于自己生平的自述：
　　“我觉得，正是战争的生活气氛把我们培养成具有后来那种表现的人。在盖世太保机关里的最后一次审讯中(这次审讯后，我第三次被列入枪毙名单)，按顺序已经是第三位刑讯者了，就是在这个自称教育家的家伙审讯我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个盖世太保逼着我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人，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见解对我们是如此重要。‘生活高于任何思想，’他说。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话。他狂叫着，毒打我。‘是什么使你们成了这样的人?是什么使你们连死都不怕?为什么共产党人认为共产主义必定在全世界获胜?’他问道。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于是我决定把一切都讲给他听，反正我知道他们要杀我的，我不能这么白白死掉，要让他知道我们是有力量的。大约有四个小时，他提出问题，我就尽我所知，尽我在中学和大学所能学到的社会经济学知识去回答他。哦，他是多么狼狈啊I他抱着脑袋，在刑讯室里走来走去，然后又象钉在地板上似地站住，呆呆地看着我，看着我，第一次没有动手打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场道德的决斗，一个被毒打的女囚——“我的头发被揪掉了一半，以前我有两条大辩子呢。”她连饭也吃不饱——“起初，我想吃一块哪怕是很小的面包，后来，连面包皮也行，再后来，哪怕有些面包渣也可见了。”一个这样的女囚，面对一个饱食终日、身高体壮的男人，神气十足的纳粹分子。可是，他却感到某种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问：你们到底是怎样的人?不，他那时并不是感到害怕，因为当时才是一九四三年。然而他已经感觉到了某种危机。他想了解，这种危机感来自何处?这个女囚回答了他。他听得甚至忘记了打人。可是当她走出刑讯室时，他把她列入了枪毙名单……
　　“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是离家几十公里外的父母就要返回老家了。我知道我们还得继续斗争，但我们都预料到胜利就在眼前了。我们所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寻找和救护伤员。他们遍布在田野、街市和沟壑里，我们甚至爬到牲畜棚里去找人。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象那些日子那样幸福过。我第二次得到了双亲。在这以前，我以为我爸爸是远离政治的。实际上他却是个党外布尔什维克。我妈妈是个没文化的农家妇女。她笃信上帝，整个战争中她都在祈祷。她是怎么祈祷的?她跪在圣像前祷告：‘求主保佑人民，保佑共产党，不受希特勒恶魔的糟害。’在盖世太保刑讯室里，我天天巴望着大门会突然打开，亲人们会走进来，爸爸拉着妈妈……我知道我已经落入怎样的境地，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没有出卖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害怕当叛徒不下于害怕死亡。当我被捕，被抓走时，我马上就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在家乡被侵占的整个过程中，我第一次感到了害怕：我能挺得住吗?我知道：灾祸降临了，痛苦折磨要开始了。
　　“可惜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审讯的情景了，尽管我那时并没有失去知觉……只有一次我昏了过去，那是他们用一个什么铁轮子绞我的双手。好象我没有叫喊过，虽然在这之前敌人常拉着我去看别人受刑时的惨状，听他们的惨叫声。在以后的审讯中，我已经失去了疼痛感，身体麻木了。只是在拷打结束时，他们把我扔回监牢里，我才能感到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但是要挺住！挺住！要让妈妈知道，我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人。妈妈！
　　“敌人还剥光我的衣服，把我吊起来拷打我。又给我拍照。他们给我拍照时，我感到痛了。真奇怪，似乎感到了切肤之痛。在这以前，肉体几乎是麻木的。我光知道用两只手紧紧遮护着胸脯……敌人疯狂得丧失了人性。我曾看到一个叫柯连卡的小男孩，还不到一岁，大人还在教他学说‘妈妈’呢。这样小的婴孩，当敌人把他从母亲怀里夺走时，他也能明白要失掉母亲了，于是平生第一次喊出了‘妈一一妈！’其实，这还不是语言，或者说，它不仅仅是语言，只不过是一个婴孩本能的声音。
　　“我简直不能讲述这件事。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生着病。别人都劝我：‘你哪儿都不能去，真是的，干吗要到学校去?保重保重自己吧。’可是，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谁能给我娇宠自己的权利?柯连卡不在了，他年轻的母亲也不在了。唉，我在牢房里见到的都是多么好的人！他们在盖世太保地下室里默默死去，他们的英勇行为只有牢狱的四壁知道。如今，四个年过去了，我仍然在心里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敬意。他们常说：‘死比什么都简单!”可是，活着呢……如果在那以前，有人对我说我能忍受遭遇到的那一切，我绝不会相信。
　　“现在的青年对满腔热情地谈论理想已经不热衷了。我们那时恰恰相反。人们说，我生性意志坚强，所以我能挺下来。错了！那是因为我信仰坚强！我们相信，坚决相信：我们必定会战胜敌人。我们怀疑的只有—点，就是：我们能否活到这个伟大的日子?
　　“我们牢房里有个很小的窗子，不，不能算是窗子，只不过是个透气孔。得让人托着你，才能看到外面，而且看到的不是一抹天空，仅仅是一小片屋顶。我们大家虚弱得厉害，根本做不到互相托一把去看看外面。我们有位难友叫安尼娅，是个女伞兵。她从飞机里跳出来，一落地就被敌人抓住了。就是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却突然请求我们说：‘托我一把吧，我想看看自由，我只要能上去看一眼，就满足了。”
　　“我们大家一齐用力把她托了起来。她说：‘姑娘们，那儿有一朵小花……’于是，每个姑娘都开始要求：‘托我一下……’，‘托我一下吧……’那儿是一朵蒲公英，我不知道它怎么会长到屋顶上的，怎样在那儿生根的。从此，我们每天早晨都要细细端详它。每个人都对着这朵小花出神。我现在知道了，当时大家都是同一个念头：这朵花儿能活着离开这座地狱吗?
　　“安尼娅最后一次被叫出去，正好是在清晨。这次不是叫她去受审，大家都清楚，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要被枪毙了。而她对大家却只有一个要求：‘姑娘们，请你们弄些水来，浇浇那朵花儿……’”
　　索菲亚·米纶诺夫娜哽哽咽咽地说了好久。“要不，讲得简短些?”她问我。而简短是不行的，连她自己也没法讲得简短。我发现，她在苦恼，因为她用语言只能表达出她经历中最微不足道、最少的那一部分。我甚至觉得，她此刻好象不是跟我在一起，而回到当年的旧事中去了。她是在跟自己交谈，在同自己的记忆交谈。
　　“我想，对您谈谈大自然也许是很重要的，因为人间万事都是在它的背景上呈现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些记得很牢。在敌人入侵的整个期间，天空是另一种模样，呈现着铅一般的颜色，沉甸甸地笼罩着大地。我真想把天空撕开，哪怕只撕开一处，也好显得光明些。我本来最喜欢春天。樱桃花儿开了，丁香树周围飘溢着丁香花的香味儿，我那个高兴劲儿……您不要对我的这种天性感到惊讶。我还写过诗呢。可是现在我不喜欢春天了。那是因为战争横在了我们之间——我和大自然之间。那年樱桃花盛开时，我看到法西斯践踏在我的故乡日托米尔的土地上……
　　“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些尊重我父亲的老百姓把我救了。我父亲是个大夫，那年月尊重医生的人很多。人们把我送回家，我全身都是伤，而且马上长满了神经性湿疹。我连妈妈和爸爸的声音都听不出了。我难受得整天叫喊，只有泡在热水里才会住声。我不许妈妈离开我一会儿，她只好求我：‘好女儿，妈妈要去生炉子，侍弄菜园子……’可我还是不放她走。只要她一出去，往事就要向我袭来，我经历过的一切都会浮现出来。为转移我注意力，妈妈给我找来一束花。可还是一样……怕引起我联想，我被盖世太保抓去时穿过的连衣裙，妈妈给藏了起来。她对谁都不放心。直到妈妈去世，那条连衣裙还压在她枕头下面。她活着时一直藏着它……
　　“我第一次起床下地，是在我看到我军战士的时候。我已经躺了一年多，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跑到大街上喊：‘我的亲人们！最亲爱的人……’战土们把我抬回家来。我很兴奋，第二、第三天接连跑到兵役委员会去：‘给我分配工作吧!’有人告诉了我爸爸，他跑来领我：‘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谁能要你工作?’这下子，我又病了几天，身上又开始痛起来。我整天整天地叫着喊着，人们从房屋外边走过，都祈祷着：‘上帝啊，要不您就收走她的灵魂，要不就救救她，别让她这么痛苦了……
　　“茨哈尔图博医院简陋的医疗设备挽救了我，求生的欲望挽救了我。活下来，活下来，——别无它求。我终于活了下来，象大家一样生活了。我在科学院中心图书馆工作了十四年。那真是快活的年月，的的确确。而现在，生活又没完没了地成了与疾病的斗争。无论怎么说，衰老，是很可恨的事情。还有疾病，还有独身。那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总做恶梦，每次醒来都吓出一身冷汗。我不记得安尼娅姓什么了……也不记得她是勃良斯克人，还是斯摩棱斯克人了。她是多么不愿意死啊！她常常用白白胖胖的手臂弯在脑后，透过窗棂向外面大喊：‘我——想——活！’我没法找到她的父母，无法向他们转达安尼娅的最后问候。我觉得，我欠着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从基辅到波洛钦纳有几百公里的路途，可是我在这儿却听到了跟上面同样的东西。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负疚感觉，特别是在回忆的时候。
　　克拉拉·瓦西里耶夫娜·冈察洛娃(列兵，高射炮手)说：
　　“战后我到一个村庄去征订公债。人们都在地窖里住着。我到了这里，村庄早就不存在了，人人都在地底下住着……一位妇女钻了出来，地穿的是什么衣服啊，简直不忍目睹。我钻进地窖，里面有三个孩子，全都饥饿不堪。那位妇女把孩子们撵到一个铺着干草的大石糟里。
　　“她问我：
　　“你是来征订公债的吗?’
　　“我说是的。
　　“她说：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只母鸡。我去问问邻居大婶是不是会买，昨天她问我来着。要是她买了，我就把钱给你。’“我现在说起这件事，还象有什么东西哽在喉咙里。那位妇女的丈夫在前线牺牲了，丢下三个孩子，家里一无听有，只剩下这只母鸡，她还要把它卖掉好向我交钱。我们那时征的是现金。她宁愿贡献出一切，只要能换来和平，只要能让她的孩子活下去。我不能再谈这种事儿了……虽然我是从前线过来的人，但我还是感到自己欠了这女人的债。我一直记得她的面孔，她那几个孩子……”
　　面对那些小得可怜的土豆，面对这最后一只母鸡，我们在人性上所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啊。我本人负有责任，我们大家都负有责任。被她们所拯救的整个世界，都负有责任。 

第11章　“妈妈，爸爸——是什么?” 

　　关于身为母亲的女性，应该有个独立的故事，尽管我所听到和记下来的这些或许不能称之为故事。它们的确不是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故事和往事。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感情，活生生的痛苦，活生生的记忆。尤其是当母亲本人来讲述，或人们回忆母亲的时候。
　　我在柳鲍芙·伊戈列夫娜·鲁德柯夫斯卡雅(库图佐夫游击队明斯克第二支队女游击队员)的狭小住宅里听到，不就是—个敏感的、不肯愈合的创口吗?
　　“我在逃跑，我们好些人都在跑。而我妈妈却在德寇冲锋枪手的看押下。她目送着我们跑掉……我隐约听见她的声音，她在叫喊。后来别人告诉我她喊的是什么，她喊：‘好啊，你穿上了白裙子、白鞋子，往后再不会有人替你换衣服了……’她以为我肯定会被打死，她高兴的是，我将穿着一身白衣服倒下……
　　“那时十分寂静，不知怎么，敌人没有朝我们开枪。只有我妈妈叫喊的声音。也许敌人开枪了？反正我没听见。我只记得妈妈的声音……”
　　又有一次，一位梳着年轻人似的短发型、笑容可掬的恬静妇女到编辑部来找我，还带来了她在战争中的笔记。我没估计到她会讲出那么悲壮的故事来，只想平平常常地在办公室里进行我们的谈话。
　　“不，”她恳求我说，“我们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去吧。”
　　于是我们来到公园。
　　“有件事我没写在本子上，我想亲口讲。”
　　“那么您写的是什么呢?”
　　“我们游击队的军事行动。”
　　“您想讲的呢?”
　　“在战争中我怎么带着两个小娃娃生活……”
　　下面就是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霍谢涅维契(沃龙年斯基“人民复仇者”游击队女队员)讲的故事：
　　“敌人开始轰炸明斯克，我赶紧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我的小女儿刚满两岁，住在托儿所里，而托儿所那时已经迁到城郊了。我决定先把儿子接出来领回家，然后再去接女儿。我想尽快把孩子集中在一起，让孩子呆在我身边。
　　“我跑到幼儿园时，敌机已飞到城市上空在扔炸弹了。我忽然听见我那不满四岁的小儿子的说话声：
　　“‘你们别害怕，我妈妈说了，敌人会被打垮的……’“我从栅栏门看进去，院内共有五个孩子，我儿子正在安慰别的孩子。可是他一看到我，便哆嗦起来，大声哭了。原来，他也害怕极了。
　　“我把儿子接回家，请邻居帮助照看一下，再跑去接女儿。我赶到托儿所所在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了。有位乡下人告诉我，孩子都给带走了。我问：到哪儿去了?谁带走的?他说，也许是进城了。托儿所里有两位保育员，却一辆汽车也没有。他们是步行离开的。这儿离市区不算远，约莫十五到二十公里。可是，这些都是小娃娃啊，才一两岁……我找他们找了两个星期……当我走进一幢房子时，别人告诉我，这就是托儿所，孩子们就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他们全都躺在地上，真要命，满身的屎尿，还发着高烧，象死了一样。托儿所所长是个少妇，已急出了白头发。原来，他们从头至尾全是步行走到市里来的，路上还丢了一些孩子，很多孩子都奄奄一息了……
　　“我在孩子中间跨着走着，就是没找见自己的女儿。所长安慰我说：
　　“‘不要绝望，再找找看。她应该在这儿的，我见过她……’“我终于凭着一只小皮鞋认出了我的艾洛契卡……我简直认不出她了……
　　“后来，我们的住房烧毁了，我们只身逃出，，流落街头。这时德国军队已经进城，我们连藏身之地都没有。我一连几天带着孩子们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我在街上遇到了塔玛拉·谢尔盖耶夫娜·西妮查，战前我和她并不太熟悉。她听说了我的情况，对我说：
　　“‘你们到我家来吧。’
　　“‘我的孩子们正患百日咳，我怎么能去您家呢?’我说。
　　“她也有两个小娃娃，弄不好会被传染的。那个时候真没法子，没有医生，也没有药。什么都没有……
　　“‘别说了，走吧。’
　　“这样的事，能忘记吗?她和孩子与我们分吃谷糠。为了给儿子送点儿生日礼物，我只好用自己的旧裙子缝制了一条小裤子……”
　　在城市沦陷期间，这位母亲似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拯救自己的两个孩子——三岁多的儿子廖尼亚和两岁的女儿艾洛契卡。就算她把全副心思都用在孩子身上，又有谁能责备她呢?除了她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评判她。况且，只要有机会，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就去接头，参加地下工作。儿子毕竟因为大一些，照看他省点儿心，所以她就把儿子送到婆婆家。婆婆提出的条件是：“我可以领孙子，但你再也不许到家里来。我们会因为你而被杀死……”一个母亲，三年不能看见自己的儿子啊！后来，当盖世太保盯上她时，她只好带着女儿逃到了游击队：“我抱着她，一口气走了五十公里……”
　　“女儿一直跟着您呆在游击队吗?”我问拉依莎·格利戈里耶夫娜。
　　“她跟了我一年多。今天我还时常在思考：当时我们是怎么忍受下来的呢?我又是个女人，怎么就这样坚持下来了?实在想不通……您问我，我也答不上来。亲爱的，那简直挺不下来啊！如今要有谁提及‘围困游击队’这句话，我的牙齿还会打战。
　　“我们是怎样熬过四三年五月的?当时派我把—部打字机送到鲍里索夫地区去。他们那儿有一部俄文打字机，配有俄文铅字，可是他们需要德文字型，而这种打字机只有我们支队才有。这部打字机还是我受地下委员会的派遣从沦陷区明斯克带来的呢。路上，我沿途来到了帕利克湖地区，可是没过几天围困就开始了，于是我也就耽搁在那儿了……
　　“我不是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还带着我的女儿。过去，我每次外出一两天执行任务，就把女儿托付给别的同志，可是时间一长，就没人可托付了。我只好把孩子带上。这一回，连女儿也落入包围圈了……如果说，男人行军只带一支步枪就行了，我却不仅带着步枪，而且带着一部打字机，还有艾洛契卡。我抱着女儿走着，常常会突然绊一跤，女儿便越过我的肩膀，跌进沼泽地。我们继续赶路，又摔了她……就这样走了一个月！我那时暗暗发誓，要是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远离沼泽地一千公里，永远也不想看到它。
　　“‘我知道敌人开枪时你干吗不卧倒，你想让子弹打穿我的和你的脑袋……’“这就是我女儿，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对我说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力气卧倒了；如果我趴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游击队员们有一次也同情地说：
　　“‘你够受的了，还是把你的小女儿交给我们来领吧’“而我谁也信不过。我不在，要是突然遇到敌机扫射，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怎么办?要是小女儿丢了怎么办?……
　　“游击队政委洛帕京接见了我。
　　“‘真是个女人！’他很感动，‘在这种情况下还带着孩子，打字机也不丢掉。这种事连男人也不是个个都能做到的。’“他把艾洛契卡抱在手臂上，抱着，吻着。他把自己的衣袋全都解开——把零星食物都搜出来给她。这正是她被沼泽地的脏水淹了之后。别的游击队员也都学政委的样子，把衣袋都翻开，倒尽里面的东西给她。
　　“娘儿俩突围之后，我彻底病倒了。全身生了疖子，皮都褪了下来。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我们等着从后方派来的飞机。据说，如果飞机能飞来，就要把伤势最重的伤员运走，还可以把我的艾洛契卡带走。我清楚地记得把女儿送走的那一时刻，那些胳膊没被炸掉的伤员们都向艾洛契卡伸出手招呼：‘艾洛契卡，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我这儿有地方……’他们全都认识艾洛契卡，她曾在医院里给他们唱歌：‘哎——，真想，真想活到结婚那一天……’“一个飞行员问她：
　　“‘在这儿你跟谁过，小姑娘?’
　　“‘跟我妈妈，她在机舱外边站着呢……’
　　“‘叫上你妈妈，让她带着你一起飞吧。’
　　“‘不行，妈妈不能飞走，她要打法西斯呢。’“这就是他们，我们的孩子们。我望着她的小脸，不由打了个寒战——往后我还能见到她吗?……
　　“我再给您讲讲，我跟儿子是怎样见面的。那是在家乡解放之后，我朝公公婆婆的住宅走去，两条腿软绵绵的……游击队里年纪大一些的妇女事先教我说：
　　“‘你要是看见他，决不要马上承认你是他母亲。你知道他在那儿是怎样熬过来的吗?’“邻家的小姑娘跑来告诉我：
　　“‘喂!廖尼亚妈妈，廖尼亚还活着……’
　　“我的两条腿再也迈不动了：儿子还活着！小姑娘又告诉我，我公婆已经死于伤寒，女邻居收留了廖尼亚。
　　“我走进他们的院子。您知道我当时穿的是什么?一件德国军便服，一条补丁撂补丁的黑裙子，一双破旧的高筒皮靴。女邻居马上认出了我，但她没吭声。儿子坐在那儿，光着小脚丫，破衣烂衫。
　　“‘你叫什么名字，孩子?’我问他。
　　“‘廖尼亚……’
　　“‘你和谁住在一起?’
　　“‘我早先和奶奶爷爷住在一起。后来他们死了，我把他们埋了。我每天都去看他们，求他们把我也带到坟里去。房子里太冷了。什么吃的都没有。我一个人睡觉害怕……’“‘你爸爸和你妈妈呢?’
　　“‘爸爸活着，他在前线。妈妈被法西斯打死了。奶奶告诉我的……’“和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两个游击队员。他们是来安葬牺牲的同志的。听到儿子这么回答，他们流下了眼泪。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
　　“‘你怎么连妈妈都不认识了?’
　　“‘妈——妈！！！’
　　“这是怎样的一声喊叫啊，歇斯底里般的喊叫……儿子整整一个月哪儿也不让我去，连上班也不放我走。我到哪儿都带着他。因为他过去很少看到我在跟前，所以他理所当然地缠着我。就连我和他坐着吃饭，他也用一只手抓牢我，用另一只手吃饭。
　　“我和丈夫重逢时，什么都谈，一个星期都没谈够。我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对他讲……”
　　伟大的慈母心呵！我们往往以为，我们了解你们的勇敢和你们的爱情，了解你们的耐性和你们的柔情，了解你们的忧伤和你们的信念，了解你们的眼泪和你们的愉快，了解你们的一切。其实不然！我们远远没有了解你们，母亲的心房是无限深邃的。
　　女游击队员拉丽莎·列昂季耶夫娜·柯罗卡雅讲了一个故事：
　　“……我们那时常常要埋葬游击队员。有时整个小分队遭到伏击，有时在战斗中死掉一半人……我要给您讲个葬礼的故事……
　　“有一次，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次战斗中我们损失了很多人，我也负了伤。每次战斗之后都举行死者安葬仪式。人们通常要在坟墓旁简短致词，首先由指挥员讲话。这次，在牺牲者中间有一位本地小伙子，他的母亲来参加了葬礼。她号啕痛哭：‘我的儿啊！我可怎么带你回家去啊！你说说看，我们怎么替你娶亲啊。你在地下，自己照应自己吧……’“队伍肃立，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去打扰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发现牺牲的不只是她儿子一个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躺在地上。于是，她又为别人家的儿子放声痛哭起来：‘你们，我的亲儿子啊！亲人啊！你们的亲娘都不能来跟你们说话，只好由我来为你们，为你们大家伙儿哭一哭……’“她刚说到‘为你们，为你们大家’时，在场的男人们也开始哭了。谁都忍不住泪水了，整个队伍一片哭声……这时指挥员大声发令：‘鸣枪致意！’哭声这才被枪声压倒。
　　“这件事深深打动了我，直到今天我还常常想起来。慈母心真是伟大：在安葬自己儿子痛不欲生之时，她那颗心同时也在为其他母亲的儿子而恸哭……”
　　不能忘记这一点。要了解并且理解，我们的人民是为谁而战，又是对谁而战。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争——二千万人付出了生命。至于心灵遭受的伤害又该如何统计?又怎能计算得出战争夺去了多少妇女作为母亲的幸福和家庭生活的欢乐与情感?母亲们奔赴了前线，参加了游击队，她们的孩子却只能跟着奶奶或者陌生人长大。
　　对于战争，母亲自有母亲的统计，那是他们自己特殊的统计。
　　明斯克医学院第九附属医院神经学教授，战争时期的游击队医生玛丽亚·瓦西里耶夫娜·帕甫洛维茨回忆道：
　　“我回到村里，看到我家旁边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我一边看，一边想：‘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他们全都一个样，头发剪得短短的，就象以前我们给绵羊剪毛那样，齐刷刷的。我认不出哪个是我女儿，就问，他们中间谁叫柳霞。我看到一个穿长褂子的小孩应了一声，朝屋里跑去。当时我真难分清谁是女孩，谁是男孩，因为他们全都穿得一模一样。我又问：
　　“‘你们当中到底谁叫柳霞?’
　　“孩子们指了指，说，跑进家的那个就是。我这才明白，那就是我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一位老太太牵着她的手出来了。这老太太就是我的外祖母。她领着柳霞朝我走来：
　　“‘我们去，我们去，……我们这就去问问这位妈妈，她为什么把我们丢下不管了……’“我当时穿着男式军服，戴着船形帽，骑着马。我女儿一定是把她的妈妈想象得跟太外婆，跟别的女人—样，而今天站在她眼前的却是一个大兵。
　　“她好长时间不到我怀里来，她害怕。我再委屈也是白搭，因为我毕竟没有抚养她。她不是守在妈妈跟前长大的。
　　“我带回一块肥皂。在给女儿洗澡时，她竟用牙齿啃起肥皂来，想尝一尝肥皂的滋味儿，以为是吃的东西。她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记得我母亲是个年轻妇女，而她来接我时，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为了一切罪恶，我恨透了法西斯……也为了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德国伤兵趴在地上，两只手死命地抠着土地，他很疼。这时我们的一个战士走到他跟前说：‘别动，这是我的土地！你的土地在那边，你是打那儿来的……’”
　　安东尼娜·格利戈里耶夫娜·邦达列娃(近卫军中尉，一级飞行员)讲道：
　　“我是战前出嫁的，生了一个女孩。战争爆发了，我丈夫是个飞行员，牺牲在莫斯科城下。我一得到他的阵亡通知书，就申请上前线。既然他死了，那么，就应该由我去保卫我的女儿——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记得上面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请求。把我编入了鲍里索夫一二五近卫航空轰炸机团。
　　“我把女儿留给了婆婆，可她不久就去世了。我丈人有个姐姐，她收养了我女儿。战后我复员回家时，她说什么也不肯把女儿还给我。她数落了我一番，说是，你不应该有女儿，既然你抛弃了她去打仗。母亲怎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呢，况且又是这么小的孩子?我从战场上回来，我女儿已经七岁了，我离开时她才三岁。我们重逢时，女儿已是个大孩子了。不过，她长得很瘦小，吃不饱，睡不好。附近有一所医院，她常常到那所医院去，为伤员表演节目，跳舞，医院的人就给她点面包吃。这是她后来告诉我的……她们过得太苦了。”
　　“您觉得自己有过错吗?”
　　“没有过错……我在前线常常想她，做梦都看到她，想她想得好苦啊。但我并不埋怨孩子她姑姑。我尽量体谅她。她很爱自己的弟弟，我丈夫是个强壮、英俊的男人，真不相信他这样的人会被打死了。所以，她不愿意把弟弟留下的骨肉交出来。她是那样一种女人，在她们心目中，家庭、孩子——这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不论是轰炸，还是扫射，她只有一个念头：今天怎么给这孩子洗澡呢?我不能责备她……”
　　“那么，她愿意体谅您吗！您也非常难过啊。”
　　“不。她说，我是个狠心的女人，甚至不配做女人。我哭了又哭，扪心自问：也许我真象她说的那样，是铁石心肠的女人?可是在我身上一点儿也找不到这种狠心肠。要知道，在战争中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头，失去家庭、房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留在家里的有很多人，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做。我们背着降落伞坐等上级的命令。男人抽烟，玩牌。我们呢，在起飞信号弹升起前，还坐着缝头巾，我们，还是女人啊。您瞧这张相片，这是我们的领航员。她想寄照片回家，于是我们有人找出一块头巾，替她扎上，为了不让肩章露出来，我们还用被单遮住她的军上装，好象她穿的是连衣裙……就这样拍了照。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
　　“我们非常渴望做个地地道道的女人，——做个好母亲……”
　　一次又一次的会见，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讲的是母亲和儿子，讲的是战争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多么难以填补的鸿沟。
　　……秋雨绵绵，别列兹诺中心区每条大街小巷都雨水泛溢。在汽车站上别人告诉我说，我要去的地方只要走十五分钟，可是我足足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到达。我不得不绕过一个涨满的小湖、—家冒着团团烟雾的小工厂，以及两大垛挂着湿晶晶草屑的新饲草。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的房子很大，象农民家庭那样隔成两个厢房，，我们坐在朝阳的一间屋子里，沙发上面挂着几幅全家照，还挂着一块白色棉垫，上面别看军功章—一“每逢五月九日前夕，我都把它们取下来擦得铮铮亮。”
　　一只小猫爬到女主人膝盖上，讨好地献媚。主人家的母牛拱开院门，男主人赶紧出去把它赶回圈里。狗把铁链碰得晔哗响……
　　我是来请她谈战争的。可是柳鲍芙·扎哈洛夫娜没有料到我来，因此毫无准备。不过，从前的事儿她全记得——“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卫生指导员柳鲍芙·扎哈洛夫娜·诺维克说：
　　“有一次我们向敌人发起进攻，有个伤员动脉出血不止，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般情景——血象喷泉一样。我要跑去喊医生，可是伤员对我大喝了一声：‘你要到哪儿去?哪儿去?还不快用皮带扎上！’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接着她几乎贴着我耳朵说起悄悄话来：
　　“您走后，我丈夫会骂我的。他不喜欢别人谈这些。他没上过战场，是个年轻人，年龄此我小。战后呀，我瞧着什么都怜悯……拧小公鸡脑袋时，我怜悯，宰公猪时，公猪嚎叫我也怜悯，瘸腿的猫啦狗啦，我都怜悯。我把什么都收养下来……不知怎么，见到别人受苦我也受不了。我在医院工作时，病人都很喜欢我，说我心肠好。”
　　柳鲍芙·扎哈洛夫娜塞给我一些苹果，让我带着路上吃：
　　“苹果我是从来不卖的，无论苹果，还是野果，都不卖。我把它们都分给别人，全分给别人……”
　　在许多人家里，我常常是同时记下两个故事——母亲的和已经成年的女儿（在战争那时，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故事。儿童的记忆往往能从一个完全料想不到的侧面揭示出事件的意义。下面这个故事说的是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后来的法国抵抗运动参加者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和她的女儿娜塔莎——现在叫娜塔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娜。
　　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说：
　　“战前我是个儿科医生，整天接触孩子，跟孩子们打交道……可是战争开始了，我参加了地下工作。我当时二十三岁。
　　“我们的一些同志被捕了，一连几天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等着：他们会不会暴露其他人?我在大街上走，看见敌人已经在给他们准备绞索了。我们不能哭，也不能有一秒钟的迟疑，因为到处都是密探，这些被捕的同志和你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亲密友谊……而且你很清楚，同样的命运可能明天也在等待你。
　　“盖世太保把我抓走时，我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我明白、预感到了一切。敌人用皮靴、鞭子来拷打我。我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法西斯的‘修指甲术’。他们把我的两只手卡在桌子上，用一种刑具把针插进我的指甲里……把所有的指甲都插进了针。这简直比下地狱还痛苦。我立刻昏了过去。我都记不住当时的情景了，但我知道那痛苦实在太可怕，后来我怎么也无法回想起来。他们还用圆木来撕扯我的身子。可能我记得不确切，说得不对茬口了。我只记得一点：这边和那边各摆一根圆木，把我放在中间……这是个什么刑具呀，我都能听到自己骨头断裂的嘎嘎声……这样折磨我多长时间?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还把我放在电椅上拷问。从那时起我就一点儿都碰不得电器。我记得他们是怎样把我推到电椅上去的……我现在连电熨斗都不敢用。我—辈子都落下了这块病。要是熨衣服，我就觉得全身都仿佛通了电。凡是与电有关的事，我一件也干不得。也许，战后应该建立一种心理内科学吧?我不知道。反正我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她哭了起来)。
　　“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大哭。当时我已经不会哭了，我被打得皮开肉绽，肌肉都翻了出来。敌人判处我绞刑，我被押解到死牢里，里面还关着两名妇女。知道吗，我们一滴眼泪都没有，毫不慌张，因为我们早都知道，既然干地下工作，必然会有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所以我们十分镇定从容。我们在一块儿谈论诗歌，回忆自己喜爱的歌剧。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我们故意不去想我们的孩子，那是不敢想。我们笑着，互相鼓励，就这样过了两天半……
　　“第三天早晨，我被叫了出去。我们互相道别、亲吻，但没流眼泪，也不觉得恐惧。显然我已多少习惯了死的念头，连恐惧感都没有了。只不过还有些空虚感。我已经什么人都不想了……
　　“我们被关在囚车里，我记不清车走了多久，要知道我这是在与人生永别啊！汽车停下来了，我们一共是二十个人。原来到了党卫军集中营。我们被折磨得太厉害了，连下车的气力都没有了。我们被扔下车来，就象扔死狗一样。德军指挥官命令我们爬到板棚去，我们在地上一步一爬，他还用皮鞭抽打我们，地上留下了斑斑血迹。别看到集中营板棚才三百多米，可我们却无能为力！然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看到：囚犯们在那儿被分成两群。敌人没理会左边的人群，而逼着右边的人群脱光衣服，并把衣服扔到箱子里。谁要是有假牙，也被拔下来，扔到另—个箱子里。然后把他们推到毒气车里。这一切都是当着我们的面进行的……在一个板棚跟前，站着一个女人，她还在抱着孩子喂奶。唉，您是知道的……旁边就是军犬，警备队，他们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象柱子似的。这妇女是最后一个了……警备队长见到这谁也不去碰那妇女的场面，便亲自跑过去，一把抓过这孩子，照准一个管道阀门就摔了下去，您想想……(她又哭起来)对不起，我现在接着往下讲……这孩子的血和脑浆溅了一墙。接下来，他便亲自动手杀人了。他扑到这女人跟前，开始剥下她身上的衣服，突然他发现她嘴里有几颗金牙，于是抓起一件铁器，使劲朝她口中砸去……把金牙血淋淋地掏了出来……
　　“所有这些，当然您在书里读到过。战争在你们看来是可怕的，而我们，却是亲眼目睹者。我到现在也不明白，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人和做出这一切的人居然没有发疯……至于那法西斯军官，从精神病理学的观点看，还算是个正常人，而不是疯子。
　　“……接下去，敌人每天押着我们去干活。有一次，我们刚刚下了汽车，我突然听到—个声音：‘妈妈！妈妈！’我抬头一看：达莎大婶站在那边，我的小女儿从人行道上跑了过来。她们偶然到马路上来，看见了我。女儿飞快地跑着，一下子扑到我怀里来。您想想，边上就是狼狗，它们受过专门训练，专往人身上扑。可是这回，连一条狼狗都没有动。平时要是有谁过来，它们早就扑上来撕你衣服了，这是它们的纪律。可是这回它们全都一动不动。女儿扑到我身上来，我没有哭，只是说：‘好女儿，娜塔申卡，我很快就会回家的，别哭。我明天就回家……’警备队和狼狗都站在旁边，可是谁也没碰她一下……
　　“这件事情以后，敌人不押我们外出干活了，又把我们运回了集中营。大家本来准备趁这天干活时掩护我逃出去，结果打乱了计划……’娜塔莎说：
　　“我五岁那会儿根本不懂诗歌，可是达莎姑姑非要教我祈祷不可。我就成天为爸爸妈妈祷告，保佑他们活下来。这种。生怕失去妈妈的恐惧心理，我保留至今。我现在每天早晨都要给妈妈挂电话，我必须跟她说上两句话：‘你感觉怎么样?好吗?’‘嗯，很好……’我这才把电话听筒搁下，开始自己的一天。”
　　“天天如此吗?”
　　“要是我没打电话，或者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会一整天心神不定，慌得两只手都不知放在哪儿才好。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打电话给她。虽然我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我仍然每天要亲耳听听妈妈的声音，哪怕是一两句话。”
　　“您常常到妈妈那儿去吗?”
　　“每天都去，如果我不在医院值班的话。我是儿科精神病医生。跟妈妈一样，我当上了大夫。我丈夫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总是慌里慌张，早先他还委屈过、嫉妒过，现在他认可了。他看到，这并不是什么怪癖，而是我不得不如此。
　　“我从小就渴望当医生，但我不能当外科医生。我例不怕见血，而是怕给活人动刀。因为那总使我联想到我在战争期见的所见所闻：那些伤口，还有被狼狗活活撕碎了的人……我们在大学里上实习课，这对我实在是极大的困难……”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三日，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卡希契金娜被装进女囚专列运往英吉利海峡边上的克罗泽集中营为法西斯干苦役。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那天，法国人组织了越狱。她逃了出去，参加了“马基”（二次大战时法国抵抗运动游击队．——译者注）。
　　“那些日子留给我的纪念，是受伤的脊椎和一枚法国‘战斗十字勋章’。我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以致于战后什么都不愿意去回忆。所以有很多细节忘记了。几十年来，我反复强迫自己：‘忘掉它！忘掉它！’“只有一件事我不愿忘掉，那就是从法国回来，踏上祖国土地上的第一站……我们当时全都跳出了车厢，吻着土地，把泥土捧在怀里……”
　　过了几天，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突然打电话给我：
　　“我刚刚回到家里。我找到那个地方去了……什么地方?就是当年党卫军集中营所在地。这么多年，我连往那个方向看—看都害怕，如果偶尔必须到那片地区去，我就远远地绕着走……自从我们上次交谈以后——当时您问，现在那个地方究竟怎样了，我也暗暗想：‘那儿现在是什么样了?’我在那里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游荡徘徊。一切的一切都想起来了：哪儿是过去的板棚，哪儿是过去的澡堂，哪儿是吊死人的绞架……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和您一起再去一趟。那儿离地区中心不远，乘有轨或无轨电车都可以到……”
　　于是，我们一块儿来到了当年的希洛卡雅大街。我看到了许多新建的公寓楼房，还有某设计院的长方形小楼房，一切都显得很平常，很普通，练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柳德米拉·米哈依洛夫娜站在这里却流出了眼泪：
　　“这儿的一切都是在白骨上建起来的呵，就在这下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我连他们的模样都记得……”
　　后来我又得知，当年这座集中营的囚徒们曾经找到明斯克执委会，请求把集中营原址列为永久性纪念地，要竖纪念碑。要是在我们过去呆过的地方没有纪念物，谁能在这种土地上健康成长?我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在明斯克还应当为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竖立纪念碑，因为地下工作者大都是隐姓埋名的。不能因为他们死时没留姓名而被我们遗忘。”
　　只要这位受到战争伤害的妇女还健在，她的回忆便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桥梁。但她还想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
　　在另一位明斯克女地下工作者的心中，保留着她对战争的一笔细帐。她叫娜杰日达·维肯吉耶夫娜·哈特琴科。她对我讲：
　　“我带着儿子在街上走，到处躺着死人一一躺在马路这边和那边。我在给儿子讲童话小红帽的故事，而周围全是死人。当时我们离开了难民群，到我母亲那儿去。我拿儿子没办法：他老是爬到床底下去，在那儿一坐就是好几天。他那年五岁，又不能放他到街上去……
　　“我跟他在一块儿吃了一年多苦头。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住在地下室里，有时候能看到街上走过的大皮靴。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从床底下爬出来。但一看到窗外有一双大皮靴，就突然尖叫起来……后来我才明白，法西斯曾用皮靴踢过他……
　　“不过，这些现象在他身上很快消失了。有一次他在院子里和孩子们玩，晚上回到家里，他突然抬头问我，“‘妈妈，爸爸——是什么?’
　　“我给他解释：
　　“‘爸爸是面孔白白的美男子，在军队里打仗。’“明斯克解放那天，坦克最先浩浩荡荡开进城来。我儿子哭着跑回家来：
　　“‘没有我爸爸！那些人全是黑面孔，没有白面孔……’“那正是七月份，坦克手们全是年轻小伙子，面孔晒得黑黝黝的。
　　“我丈夫从战场上回来时已成了残废，而且不再是一个年轻人，变成了老头。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儿子已经认定，父亲是白面孔，美男子，可是回来的却是个老头，一个病人。儿子好长时间不承认他是父亲。我只好想法让他们父子俩彼此亲近起来。
　　“丈夫下班回家经常很晚，我就问他：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季玛急坏了：我的好爸爸到哪儿去了?’“他打了六年仗(还参加过对日战争)，是跟儿子生疏了。
　　“每次我给儿子买了东西，总要对他说：‘这是爸爸给你买的，他惦记着你……’“后来他们有交情了。当父亲的有很多故事要讲给儿子听……”
　　把父亲还给儿子，再把儿子还给父亲——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女人耗费了多少精力心血啊！她首先要考虑怎 样安排战后的生活，管好家，促使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忘记战争。她自己先得做到这一点，以女人的基本天性来说，她是创建和缔造生活的。
　　“我看到了那么多死人，所以我在前线时就想：倘若我活下去，我一定要找个好人，生好多好多孩子。”——索菲亚·伊万诺夫娜·舍列维拉(近卫军下士，报务员)说。
　　玛利亚·亚历山德洛夫娜·阿列斯托娃，是我国第一位火车女司机，一位风靡一时的女性。她说：
　　“我从一九二九年起就当火车副司机。当时在苏联各地没有一个女司机。机务段领导很不理解：‘一个姑娘家， 一定要干男人的活儿，图什么呀?’而我就想当火车司机，一心一意想当火车司机。
　　“三一年，我成了咱们国家第一个女司机，那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了好多文章，号召男女平等，要妇女掌握男子的职业。当我开火车时，每到一个车站，许多人就围上来：‘姑娘家开火车了。’“……我们那辆火车头时常放气，就是说要检修。后来我和丈夫轮流开车，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个孩子。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如果他出车，我就带孩子，要是我出车，他就得呆在家里。这一天，正好丈夫回家来，该我去出车。早晨我醒来，听到大街上有些反常，人声鼎沸。我打开收音机一听：‘战争爆发了！’我赶忙叫醒丈夫：
　　“‘廖尼亚，快起来！战争……快起来，战争！’“他跑到机务段去，回来时泪流满面：
　　“‘战争！战争！你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办?把孩子送到哪儿去呢?
　　“我和孩子撤到了后方，撤到了乌里扬诺夫斯克。我们分到两间一套的住房。房子很好，到今天我都没有那样的住宅。儿子也上了幼儿园。—切安适，人们对我都非常好。还用说吗，我是女火车司机，又是全国第一个……可是我在那儿没住多久。不到半年我就住不下去了：这怎么行，人人都在保卫祖国，而我却蹲在家里!
　　“我丈夫回家来，问我：
　　“‘怎么，玛露霞，你还打算呆在后方吗?’
　　“‘不，’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当时，上面组织了一支为前线服务的特别预备纵队。我和丈夫都申请加入了这支队伍。丈夫是司机，我也是司机。一连四年，我们都住在闷罐子车里，儿子也和我们在一起。他在我身边度过了整个战争，甚至连猫也没见过。有一次他在基辅弄到一只小猫，我们的机车正好遭到猛烈轰炸。五架飞机向我们袭击，可是他却还抱着那只小猫：‘基萨尼卡，小乖乖，我看到你真高兴，我在这里谁都看不到。好吧，和我坐在一起吧，让我亲亲你。’真是个孩子，只有孩子才这么天真……
　　“我把多少列火车开上了前线?您可以算算：火车头一昼夜就能开个来回，每年平均出三百六十五趟车，那么四年是多少?您算算吧——近一千五百列火车哪。斯沃博达上校（卢德维克·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著名领导人，曾任共和国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1968—1975)。——译者注）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就是我和丈夫送上前线的。我们常常遭到轰炸和机枪扫射，敌人专打机车头，他们的首要目的，是打死司机，毁掉机车头。飞机进行低空俯冲，向机车和闷罐子车厢扫射，而我的儿子就呆在车厢里。每次敌机轰炸扫射，我最担心的就是儿子。没法子，我只好把他从车厢转到机车里，放在身边。我紧紧抱着他，贴在心口：‘让同一块弹片把我们娘儿俩都打死好了。’难道想死就死得了吗?您瞧，我们偏偏活下来了……
　　“儿子现在是医生，而且是主任医生。我为他吃了好多苦。我们从前线回来时，他已十岁了，可只能进一年级。我还担心他精神会不正常，因为我们多次受到可怕的轰炸。他后来长成了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现在我已经有了儿媳，三个孙子。
　　“火车头，是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所在。我现在还想开火车呢，可是人们不让我开了，我老了……(她笑起来)。
　　“您不知道，在战争中带个孩子是多么可怕。我们现在生活安乐，我住在儿子家里。我哪儿也不去，从来不领旅游证……您也许不相信：我就是不能离开儿子，离开孙子，哪怕离开一天我都会害怕。我儿子也是哪儿都不去。他工作快二十五年了，从来都没有外出旅游过，工作单位的同志奇怪得很：他怎么一次都没申请过旅游证。‘妈妈，和你在一起我最舒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儿媳妇也是这样。我们甚至连别墅也没有，就因为我们分开几天也做不到。也许在你们看来这很奇怪，可我就是一刻也不能没有他们……”
　　“连分开几天都不行?”
　　“不行，一天看不到他们也不行。如果您参加过战争，您就会懂了，分开一天，这是怎么回事。哪怕只是一天……”
　　哪儿会有喜欢战争的母亲啊?凭着自己有孩子，有孙子，她们会希望战争吗? 
 
第12章　“我拯救了生命……我拯救了和平……” 

　　“……在一次战斗中，我们捉到了很多俘虏，在他们中间有些是伤员。天气炎热，我们不但给他们包扎，还找来水壶，喂他们喝水。我们那片地方光秃秃的没有遮蔽，敌机不断来进行扫射。上级下令：立即挖掩蔽壕，进行伪装。
　　“我们开始挖壕沟。德军俘虏呆在一旁看着。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帮忙挖一挖吧，我们一起干。当他们听懂我们要他们干什么时，恐惧地望着我们，以为一挖好坑我们就会把他们推下去枪毙。他们估计我们会象他们对待我们俘虏那样来对待他们。您要是能看看他们在挖坑时的那副恐惧相就好了。
　　“当他们看到我们不仅给他们包扎，给他们喂水，还让他们躲到他们自己挖的掩蔽壕里时，才醒悟过来，奇怪得不知所措……”(摘自军队护士伊琳斯卡娅的叙述)
　　伊里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军事论文中写道，战争若没有仇恨，就是不道德的，无耻的，就好象没有爱情的姘居。这是勿庸置疑的。我们的战土经受过巨大的痛苦而产生了神圣的仇恨，这是难以排解的仇恨。可是，象护土尼娜·瓦西里耶夫娜·伊琳斯卡娅上面所讲的那种事情并不少见。不过，当你身边躺着死人、伤员和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同志，还有从深深的树洞里搬出的儿童尸体时，是不可能做到宽恕—切，或讲究什么抽象的人道主义的。
　　“我们师解放了阿扎里奇郊外集中营，一群受伤的孩子送进了我们卫生营。他们虚弱到了极点，我们给他们输血时连静脉都找不到，这简直就是一颗颗包着一层韧皮的核桃仁。怎么给孩子们截去那小胳膊小腿儿?我早有准备，心灵会剧痛，可没想到连眼睛都在痛——我们实在没有勇气目睹孩子们的惨状。我觉得，眼睛跟心一样……”——护士基利契说。
　　还有一点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自己仍然是个人，道德上的这一胜利是我们在这场残酷战争中的最大胜利。本来，这场战争似乎已消除了我们对那些穿法西斯军服者的一切人情，除了仇恨之外。
　　然而女性的回忆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觉到了那仁爱的心胸。
　　艾米莉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尼古拉耶娃曾在部队里当过卫生指导员。她被俘过，又从战俘营逃出来，参加了伏罗希洛夫游击队某支队。
　　“我们游击队捉到了一批德军俘虏。我在遭受过集中营的拷打、凌辱等许多不幸之后，以为这些俘虏休想得到我的丝毫宽恕。一大群俘虏押来了……我有个女友也在德国人的几个集中营里受过罪，两只手都没有了，我跟她说：‘好了，见鬼，现在轮到我们收拾他们了，就象他们对我们那样！’但是没有那样做，没人教过我们那样。连打俘虏都不会，特别是对年纪大的，根本就举不起手来侮辱对方……”
　　明斯克的共和国医院大夫维拉·约瑟夫娜·霍列娃在战时是外科医生。她回忆道：
　　“有一天，政委把我叫去：
　　“‘维拉·约瑟夫娜，派您去处理德国伤兵。’“当时我刚刚失去了两个哥哥。
　　“‘我不去。’
　　“‘可是，您要明白，您必须去。’
　　“‘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两个哥哥都被他们打死了。我不能看见这些坏蛋，我想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治病。请您理解我的心情吧……’“‘这是命令。’
　　“‘既然是命令，那我去……’
　　“我给这些德军伤兵治疗，例行公事地处理各种事情。可我非常难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第一次长出了白发，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他们做了一切：动手术，喂饭，镇痛—一公事公办。但有一点我办不到，就是晚间查病房。白天给伤兵包扎、诊脉，一句话，干就是了。可是晚间查房时必须同病人交谈，问他们感觉怎样。我可做不到这些。包扎、换药、动手术，我都行，可是要同他们谈话，不行。我也预先对政委这样说过：
　　“‘晚间查房我不干……’”
　　契尔卡塞州佐洛托诺莎市的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沙雷金娜在来信中写道：
　　“我在战争中当过护士。我还记得我处理的第一个德军伤员。他开始生坏疽病，我们把他一条腿截了去。他就在我管的病房里。
　　“有天晚上，别人对我说：
　　“‘卡佳，快去看看你那个德国人吧。’
　　“我赶紧跑到病房。我想，也许是又出血了，也许是别的什么事吧。我进去一看，他醒着，躺在那儿，也不发烧，啥事都没有。
　　“他盯着我，看啊看，突然掏出一支小手枪来：
　　“‘纳……’
　　“他说的是德语，我已经学不上来了，可我听得懂。中学里教的那点德语也够用了。
　　“‘纳……’他说，‘我过去想杀你们，现在你们杀我吧。’“好象他的命还是保住了。战争快结束时，我们的野战医院已成了德国伤兵医院，德军伤号非常之多。我永远忘不了，他们的轻伤员怎样把死者从五楼上踢下来。他们拽着死人的腿拖到楼梯口，沿着阶梯往下踢。要知道，这就是曾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病友，也和他们一样，是德国人啊。可是你看看吧，他们怎样把同伴拖到楼梯口，又怎样粗暴地用脚踢下去。这使我们心惊肉跳，虽然死者是我们的敌人……”
　　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我们的卫生员却从战场上背下这些德军士兵和军官，我们的军医给他们在医院里治伤。有谁记载或收集了这方面的证明材料?还有，四五年那会儿围着我们士兵的行军灶吃饭的德国孩子们，他们记住了些什么?他们会记得苏联士兵送给他们的糖块吗?他们会知道，正是他们的父兄烧毁了苏联士兵的家园、杀死了苏联士兵的孩子，凌辱了苏联士兵的妻子吗?如果说，获得者已不记得或不愿记得的话，那么付予者却牢牢地记得——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对方，他们都不会忘记。
　　在卫生指导员索菲亚·阿达莫夫娜·孔采维契的回忆录里写道：
　　“祖国解放后，我们打出了国界。我简直认不出我们的战士了，他们完全成了另外一种人：个个都笑呵呵的，穿着干净的衬衫，还不知打哪儿弄来了许多花儿。我再也没见到过那样幸福的人。我原来想，等我们打到德国，我绝不饶恕那里的任何人。胸中郁积着多少仇恨！如果一个人杀了我的孩子，我干吗要可怜他的孩子?如果他绞死了我的母亲，我干吗要可怜他的母亲?如果他烧了我的家园，我干吗不能烧他的房屋？为什么不能?我真想见见他们的妻子，和生养了他们这群儿子的母亲。她们敢正视我们的眼睛吗?
　　“我踏上德国土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们竖在大路旁的标语牌：‘这就是它——法西斯德国！’往事一下子涌上我心头，我想：我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的战士们会干出什么事呢?我们都清楚地记得往事……部队开进了一个小镇，那里流落着很多孩子，都是些饥饿的、不幸的孩子。我呢，尽管发过誓要仇恨他们所有的人，可我还是从战士们手里搜走了他们所有的食物，连一块糖都不放过，然后统统给了德国孩子。当然，我什么都没忘记，我还记得所有的不幸。可是要我平心静气地望着孩子们饥饿的眼睛，这个我做不到。
　　“大清早，已经有一队队德国孩子站在我们行军灶旁。我们按次序发给他们食物。每个孩子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装面包的袋子，腰上拴着一个盛菜汤的小铁桶一一没有菜汤，也有豌豆粥。我们对老百姓无法仇恨。我跟您说，我们不仅给孩子们吃的，甚至还抚摸他们……”
　　抚摸，这女性特有的动作，此时象电流一样强烈地刺激着我的心房。抚摸，它跟给点吃食就截然不同了：抚摸，是爱怜的表示。她们在那时还有精力去怜悯别人！
　　维拉·帕甫洛夫娜·鲍罗金娜（下士，报务员）回忆道：
　　“敌人恐吓德国老百姓，说我们是吃人的野兽。于是德国老百姓投河的投河，割动脉的割动脉。全家全家地去寻死。我们只好看住他们……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幢房子，里面空空荡荡，我们在阁楼上发现了房主人——母亲和女儿。她们已上吊自杀，因为有人告诉她们，俄国人一到，就要开始强奸、抢劫、杀人，或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集中营……
　　“突然间，他们发现一切都是没有的事！他们都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了什么模样，整个俄罗斯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电影上看到过这一切。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些现在要在德国土地上重演。然而，我们并没有报复，这使他们大惑不解。
　　“还有一回，我们走进一幢房子，想烧点茶喝。屋内空寂冷落，主人抛下家产望风而逃了。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找杯子。我们找到了一套细瓷茶具，发现上面有我们国家的图案——非常亲切的麦穗……我们一字一句读着上面印着的小字：苏联，奥德萨市出品。结果我们兴奋得连茶也忘了喝……”
　　阿纳斯塔西亚·瓦西里耶夫娜·沃罗帕叶娃(上等兵，探照灯手)说：
　　“人人都目睹了德国人在我们土地上的罪恶行径，所以我们很想看看他们的母亲，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真的，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想些什么?经过了这场战争，我们真想看看他们……
　　“这就是德国。我和女伴在街上骑自行车，我看见走过来一位妇女，面容十分憔悴，带着三个孩子——两个坐在童车里，一个跟着她走，抓着她的裙子。唉，您想想，当她走到我们跟前时，竟然一下子跪了下来，向我们道歉。我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见她对着我们，指指自己的心口，又指指她的孩子们。我们总算开明白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们致意，表示感谢，因为她们的孩子们活了下来……这也是妻子，母亲……”
　　明斯克人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也记得这么一件事，记得诸如此类的许多事。她身材小巧，完全是一副“玲珑剔透”的模样。好象永远尚未成年，永远单纯无瑕。比起其他人来，她和她那充满诗情、异常敏感的心灵经受了更多的磨难。也许因此她便更难于摆脱过去，所以她在回忆时老是重复说：“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近卫军下士，卫生指导员)说：
　　“我记得，我跑到兵役委员会去时，还穿着一条粗布短裙，脚上是一双白色胶底鞋，就跟便鞋一样，带绊纽儿的，当时这是最最时髦的鞋子。我就这样，穿着这裙子、这鞋，去申请派我上前线。我又找到部队，这是个步兵师，驻扎在明斯克城郊。那里的人也对我说，不行，十七岁的小姑娘要是去打仗，男子汉们都会无地自容的。当时是那样一种气氛，都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小姑娘还是回家守着妈妈吧。怎么办呢?我直接找到参谋长，那个先前拒绝了我的上校就坐在参谋长屋里，于是我说：‘参谋长同志大人，请允许我拒绝服从这位上校同志的命令，我反正不会回家了，我要和你们一起撤退。随便去哪儿都行——德国人已经很近了。’后来大家—看到我就叫：‘参谋长同志大人’。这是在战争的第七天，我们开始撤退了……
　　“不久就开始了浴血奋战。伤员很多很多，他们都特别平静，特别能忍耐。他们真想活下去啊。那时谁都不知道战争会打那么久。大家都在等着：战争就要、就要结束了。我记得，我那时浑身沾满了血，以至于，以至于……我的胶底鞋穿破了，就打赤脚。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在莫吉廖夫郊外，—车站被炸，站内有一趟满载儿童的列车。孩子们纷纷从车厢的窗子里逃出来——那么小的孩子，也就只有三、四岁。附近有片树林，他们就跑到那树林里去。不料突然开出了敌人的坦克，专门往孩子身上碾。把这群孩子碾得一个不剩……一想到那幅惨状，就是在今天也足以使人发疯。
　　“后来，我们部队被困住了。我的伤员太多了，可是过路的汽车一辆都不肯停下来。当时有个伤员中尉，把自己的手枪递给我：‘你会开枪吗?’我哪儿会开枪?我只见过别人开枪。但我还是拿着这支手枪到大路上去截汽车了。在那里，我第一次骂了人。我们没法把伤员都抱走，他们便恳求：‘同志，打死我们吧……不要丢下我们不管……’“最可怕的事还在后头，那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是什么样的战场啊?它是座城市——有街道、楼房、地下室。你要想从那儿搬走一个伤员，可真困难。我身上到处是一块块的乌青、血斑。我的裤子上沾满了血。司务长对我们说：‘姑娘们，裙子再也没有了，你们不要来领了。’我们每个人的裤子都是血，吹干了，硬邦邦的一 层，穿都役法穿，简直能割破皮肤。到处都在燃烧，就连伏尔加河的河水也在燃烧。虽然是冬天，河水却不结冰，在燃烧。简直是一片火海……在斯大林格勒，没有一寸土地不浸透人血。
　　“我那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活到我的生日，让我活满十八岁吧，我真不愿意死在生日之前。只要让我活到十八岁就够了……补充人员到了，都是些年轻漂亮的小伙子，可是不出一两天，他们全都牺牲了，无一生还。我甚至不敢看到新兵，不敢记住他们，不敢记住他们的模样、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来得快，消失得也快。那是在四二年，最艰苦、最残酷的一年。你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人一个一个死掉……而你明明知道，明明看到，他只剩几分钟好活，却无能为力，不能救他。你只能吻他，抚摸他，对他说温柔的话，然后就不得不同他永别。是的，你再也不能帮助他什么了。这些面孔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眼前还能浮现出他们的模样，所有的、所有的小伙子。过去了这么多年头，哪怕忘记一个人，忘记一张面孔呢，然而不行，一个都忘不了，全记得清清楚楚……(她哭了)我们都想亲手为他们建坟墓，亲自动手。可是这不是经常能办到的。我们离开，他们留下，城市毁了，家园毁了，这真可怕。尤其是人死了，年轻的男人死了……
　　“斯大林格勒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把最重的伤员用轮船、驳船运送到喀山市和高尔基市去。正是阳春三、四月份，我们四处找出很多伤员——他们在废墟下，在战壕里，在掩蔽所和地下室里，人数多极了，我不能一一说给您听。真是悲惨!我们原以为，我们已经把伤员背下了战场，那儿已经没有伤员，他们都给送走了，斯大林格勒城里至少不会有伤员了。谁知战役结束时，发现他们全都在，多得难以置信……在我乘的那艘轮船上，都是些缺胳膊少腿的伤员，还有几百个结核病人。他们不仅肉体受了伤，心灵也极度痛苦，受尽创伤。我们应该给他们治疗，用温存的语言去劝慰他们，用微笑去鼓舞他们。
　　“当我们被派去侍候照料伤员时，有人说，这下你们不用打仗了，可以休息了，好象这是—次嘉奖，是一种鼓励。其实，这工作甚至此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要惊心动魄。你在战场上把人背下来，为他救护包扎，把他交给别人——你相信一切就好了，他已经给背走了，然后就朝下一位伤员爬去。可是在这里呢，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你眼皮下……在战场上，他们想活，大喊大叫，想活下去：‘快点，好护士！快来呀，亲爱的！’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拒绝吃喝，想寻死。他们会从船舷上跳下海。我们只好一天到晚守着他们……我一连几夜守着一位大尉军官——他失去了两臂，想了却自己生命。有一次，我仅仅外出了几分钟，而忘了警告别的护士，他就跳出了船舷……
　　“我们把他们护送到乌索叶，安置在彼尔米雅郊外。那儿已经新建了一批干净的小房子，专门为伤员们建造的。就象少先队的夏令营……我们抬他们进去，他们却死死地抠住土地不动。哦，我觉得他们个个都能做个好丈夫，真想把他们抱在自己怀里。我们乘船返回去时，心里空落落的，可以好好休息了，但我们却睡不着。姑娘们在床上躺着躺着，就哭了起来。我们坐在船上，每天都给他们写信。我们分了工，说好谁给谁写信。为的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能稍微减轻些痛苦……
　　“还有件小事讲给您听。经过了这次出差，我在后来的战斗中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腿和脸。我的两条腿长得很美，我害怕它们被打残废了。还有脸……这是随便谈的一桩小事……
　　“战后，我多少年都不能摆脱掉血腥味，这气味追踪了我很久很久。我洗衬衫时，会嗅到这气味，烧午饭时，又会闻到这气味儿……别人送给我一件红色衬衣，当时这是件稀罕的东西，衣料不多见，可我不敢穿它，因为它是红色的……这种颜色我受不了。我还不能到商店的肉食部去……每次都是我丈夫买肉。夏天我根本不能呆在城里，总是想方设法到什么地方去。只要是在夏天，我就觉得马上要爆发战争了。当夕阳把一切——树木、房屋、马路都染红时，那一切都有了某种气味，对我来说，这都是血腥味。不管吃什么，喝什么，我都驱除不了这气味儿！甚至在摊开白衬衫时，我也觉得有血腥味……”
　　此刻，在我脑海里又浮现出另外一些故事，讲的是战争怎样久久留在人们心中。
　　亚·雅柯夫列夫娜·叶绍娃(近卫军中尉，卫生排长)说：
　　“我一下火车马上申请上前沿阵地。部队上去了，我就跟着他们。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从前沿比从后方回家要快，哪怕快一天也是好的。我把妈妈丢在了家里。我们当年的姑娘们现在还记得我：‘她那时说啥也不想呆在卫生连里。’真的，我回到卫生连，也就洗洗身子，拿件衣服，马上就返回我的战壕。我不顾自己的安危，总是爬啊，跑啊……到处是血腥味儿……而我是不能闻血腥味的。
　　“战后我在妇产科当助产士，可是没干多久，因为我对血腥味儿过敏，肌体根本不接受这气味儿。我在战争中对血见得太多太多了，再也见不得了……我只好离开妇产科，转到急诊室工作，一看见血，我身上就起荨麻疹，奇痒难耐……”
　　贝拉·伊萨柯夫娜·艾普什泰因(下士，狙击手)说：
　　“战后，明斯克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行驶。我就乘在这辆电车上。突然，电车停下了，乘客全都尖叫着跑下车，女人们在哭：‘有人被撞死了！有人被撞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电车里，我不明白人们有什么好哭喊的。我对此没有什么恐怖之感。不久前我还见过那么多死尸，我已经麻木了。
　　“后来我的感觉恢复正常了。看到死人又会感到害怕了。这种感觉过于一年之后才回到我身上，我变成了正常人……
　　让我们再回到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乌姆娘金娜的故事上来，这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她已经谈到了四五年五月。
　　“四五年五月那几天，我记得，我们拍了许多照片。那些日子太幸福了……五月九日，大家都在喊叫‘胜利了！胜利了！’真不敢相信，战争真的就这么结束了?现在干什么好呢?
　　“大家都对天鸣枪……手上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射击。
　　“‘立即停止射击！’指挥员下令。
　　“‘反正是剩下的子弹，留着还有什么用?’我们莫名其妙。
　　“无论别人说什么，当时在我听来只是一个词儿：胜利！刹那间，我们求生的欲望变得出奇的强烈。我们大家现在开始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把奖章全都佩戴好，请人给我拍照。我特别想站在鲜花中。这张照片就是在一个花坛里拍的……
　　“六月七号，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结婚了。部队为我们举办了盛大婚礼。我和丈夫早就认识：他是个大尉，指挥一个连。我和他发过誓，只要我们活下来，那么仗一打完就结婚。上级给了我们一个月婚假……
　　“我们一起到伊万诺夫州的基涅什玛去看望他父母。
　　“那时候，我们都是凭购货卡买食品，我和丈夫的购货卡合在一块儿。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家专门的商店，那儿顾客正在排队，我们也排进去等着。马上就要轮到我买了，突然，一个站柜台的男人跳过柜台，向我扑过来，又吻又抱，大叫大喊：‘伙计们，伙计们!我找到她了。我一下就认出了她，我太想见到她了。我找得好苦啊，伙计们，是她救了我!’我丈夫就在边上站着呢。这是个伤员，是我把他从战火中背出来的。他记住了我，可我呢?我怎么能记得住所有的人呢，他们太多了!这个伤员原来就是这家商店的经理，他把我们该领的黑面包换成了白面包，把人造黄油换成了真黄油。他还开汽车送我们回家。
　　“我们从基涅什玛回到部队。回来后我们得知，部队不解散了，我们还要到旧战场上去扫雷，这片土地要交给集体农庄使用。对于所有人来说，战争是结束了，可是对于工兵，战争还在继续。而工兵的母亲们也知道胜利了……草长得很高很高，在战争中它们一个劲儿地长。四周尽是地雷、炸弹……可是人们需要土地，我们得抓紧扫雷。每天又都有同志牺牲。战争过去了，可我们还是每天安葬战友……就这样，我们又把很多同志留在了旧战场上……
　　“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们把一块土地交给了集体农庄后，开来了一辆拖拉机。谁知，在地里还留有一颗地雷，是反坦克雷。结果拖拉机炸碎了，拖拉机手也炸死了。那时候，拖拉机哪象现在这么多。这么一来，战后的农村又见到了眼泪……女人们号啕大哭，男人们也号啕大哭。我还记得，在古罗斯城外，我们有个战士……我忘了那叫什么村庄了，他就是那个村的人。他为自己的集体农庄排雷，为故乡的土地排雷，最后死在那里了。全村的人把他就地埋葬了。他从头至尾地经历了战争，仗都打完了，却在战后死在自己的故乡，死在生养他的土地上……
　　“我一给您说这些，心里就很痛苦。我跟您说话时，心里十分寒冷，一个劲儿地发抖。我眼前又浮现了那一切景象，那些死者是怎么躺着的—一嘴巴大张着，内脏翻出体外……我所见过的死人甚至比见过的劈柴还要多……
　　“青年们常邀请我做报告，我不能去，亲爱的。有一回我到护士学校去做报告，到了那里，一看到白大褂，就感到身体不舒服了。
　　“还有一次，他们开车来请我。汽车开到了一个什么站头。我就说：‘请往回开吧，我不行了。’我应该考虑，要说些什么才对，我什么都记着。在战场上，小伙子们都说：‘要死就和塔玛拉一块儿死，和她在一起，到阴间去也快活。’我告诉您这个，意思是说我那时很勇敢，很坚强。可是战争一结束，我就一下子垮了。我不行了……如今的电影和小说，里面根本没有我们当时见过的场面。在书中我从来未读到过战争所常有的那种惨烈。特别是白刃战，残酷得叫你目瞪口呆，一连好多天都无法正常地说话。这一切，没有亲临过战场的人难道能理解吗?
　　“别人也许是可以的，他们会讲……这也应该，这是一种功劳。但我不能讲，否则我会立刻病倒。
　　“每年的胜利纪念日，我总是既盼这一天，又怕这一天。我特地一连几个月收罗衬衣，收罗很多衣服，到时洗它一整天。我必须有事情干才行，我要一整天都忙活。我们一见面，手绢都不够用——前线老兵聚会就是这样。既然您问我，我就如实告诉您，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这会扰乱我心境的……”
　　“您有女儿和外孙女，您跟她们讲战争的事吗?”
　　“我们都心疼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成长，很少知道我们所经受过的那些恐怖。”
　　“您这么考虑问题对吗?”
　　“当然，我们处处小心护着他们，这是不好。有一次，就在我们明斯克，我看到一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新娘和他们的朋友来到胜利纪念碑前，他们全都在嘻嘻哈哈，笑得那么响……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一—我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儿不是笑的地方，你们如果在这里笑，就不会过得幸福。’也许，我太严厉了?愿他们原谅我吧……”
　　“我连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都不能看。”——塔玛拉·斯杰潘诺夫娜是这样说的。她非常想忘掉战争，一个人带着如此残酷严峻的记忆，怀着如此痛苦的内心情绪，日子是过不好的。可是，如果她们忘却了过去，不把自己的回忆讲给我们听，那么我们将会是怎样呢?今天不该忘记昨天。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我拯救了生命，”她说，“人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我拯救了和平……
　　“战后那么长时间，我都无法习惯这个事实，不必但心空袭了。我和丈夫一起复员回到老家时，我都不忍朝窗外看。家乡毁得太厉害，人死得太多了……只竖着一根根凄凉的黑烟囱，不知怎的，它们显得特别高。我记得，在一片野地里残存着一个白白的小灶头，还有一支烟囱。‘这个炉灶在那个空旷的野地中孤零零的……
　　“我这人很豁达，从来没有过分的要求。哪怕是一无所有，只要有和平就行。哪怕没有面包吃，但不能没有和平。只需要和平，你们懂吗，和平！我们拯救的就是这个和平……多少年轻小伙子为了今天的和平生活而死去了，他们图的是什么?他们就这么死去了，连血迹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我害怕死，因为我连孩子都没来得及养。我想，让我生个女孩吧，她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我真的想生个女孩，战后我果真生了个女儿。后来我又想要个外孙女，外孙女自然也是战后出生的。”
　　谁能够相信这样的民族会想要战争?——他们的妇女希望生个女儿，并坚信女儿将有另一种命运，而不会重复她母亲的遭遇一—这个民族怎么会要战争?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一点，既是母亲，又是女儿，既是妻子，又是姐妹的女人们才当了军人，才去拯救生命，拯救和平吗?
　　让我们向着她们，向着她们伟大的仁爱之心，深深地鞠一躬吧！ 
 
译后记 

　　近些年来，纪实文学在苏联愈来愈盛行，特别是在军事题材文学领域。一九七六年，作家格拉宁根据他同卫国战争时期的女政治工作者维洛尔的多次谈话记录以及搜集到的大量有关材料，写出了纪实性中篇小说《克拉芙季娅·维洛尔》(中译本更名为《女政委》)，两年后，这部小说使作者荣获全苏国家文学奖。目前在苏联最受称道的纪实文学还有：阿达莫维奇，勃雷利，柯列斯尼克合著的《我来自烈火熊熊的乡村》(1974)，阿达莫维奇，格拉宁合著的《围困纪事》(1977—1978)和阿达莫维奇的《讨伐者》(1980)等，它们分别获得过法捷耶夫金质奖和文学刊物的创作奖。有关专家认为，纪实文学在今后若干年里很可能将形成一股更大的势头。
　　这里向读者译介的长篇纪实文学《战争中没有女性》(《Увойны——не женкое лицо》，原意为“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表于苏联《十月》杂志一九八四年二月号，作者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白俄罗斯姑娘斯薇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茜叶维契。她在明斯克一家杂志当记者，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访问了许多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妇女，搜集了大量资料，历时四年多，行程数万里，写出了这部独具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它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战争文学作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写纪实文学著名的阿达莫维奇为这部作品作了序，他兴奋地写道：“我们又有了一部与《我来自烈火熊熊的乡村》和《围困纪事》同样出色的作品。”被认为代表了战争文学创作新潮流的康德拉季耶夫对此更是备加赞扬，他在《文学报》上著文，感慨万分地写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感激斯薇特兰娜·阿列克茜叶维契，她为了写这部作品，花费了很多精力、心血，长途跋涉。她替我们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全体男人、所有的前线老兵都感谢她。”在以往，这种纪实文学都是由“前线一代”作家，即亲身经历战争者写的，而这部出色作品竟然出自一位年轻作家之手，这就更加博得人们的喝彩。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阿列克茜叶维契荣获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发的荣誉勋章。
　　纪实文学这种体裁，我国读者也许不很熟悉。按照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的解释，纪实文学(亦可称为文献性或纪录性文学)是一种“学术史料性的艺术散文”，它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反映当时的详情细节，完整或部分地再现史实。但纪实文学并非单纯地叙述历史或现实，而是采用艺术的综合和概括手法，高度真实地反映具体的生活画面和历史人物的活生生的肖像以至心理面貌。同时，与小说相比，作家的想象作用在纪实文学中又受到严格限制。纪实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段是剪辑、综合、对比、分析，把文献史料忠实地、哲理地用文学形式再现出来，其中自然也不可缺少典型化的原则。纪实文学因其反映的对象不同，本身又具有多种形式。譬如，《克拉芙季亚·维洛尔》和《讨伐者》是地道的小说风格，被称为纪实性小说。而《围困纪事》等作品，洋洋数十万言，容量博大，场面深广，颇具史诗气势，但在总的主题思想概括下，各个片断之间却并无直接的关联，且有时质朴得简直象随笔写照。另一方面，著名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围困》、《战争》、《胜利》等，除去其中主人公的故事系虚构外，大部分战役、背景和中高级指挥官、统帅部成员，均为查之有据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种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巨著，也未尝不可称为纪实作品。写大规模战争，写真实人物和史实，是当今苏联军事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趋向。
　　《战争中没有女性》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一部全景性纪实文学。作者没有象前人一样，选择一个或几个原型，精心构思，写成一篇环绕一个或几个人物展开情节的小说。如果那样做，作者也是有足够的素材积累和驾驭能力的。但是，阿列克茜叶维契志在开拓，她为自己确立的目标，似是要写出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的整体形象。她不是描写一两个、十几个女性形象，而是集中了数十个战时妇女的故事，让她们作为主人公轮流出现，“自己讲自己”，仿佛直接面对读者娓娓而谈。这些女主人公的命运遭际丰富多彩、各个不同，又具有整体的共性。作者巧妙地剪辑和汇合了她们的故事，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中妇女群象的长卷巨画。作者所取的描绘角度也颇具独特性，她不去渲染战斗和工作的过程，也没有直接描写女兵们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主要是通过女性心灵对于战争的感受，从感情上去反映和描绘战争，进而深刻地揭示了那场战争的本质。战争本来似乎是男人的事，女性与军人难以得兼，但这一常规在卫国战争中被打破了，众多女性从戎参战。女孩子们身上习见的娇柔、温存、端庄、懦弱等等，在战火中改变了，女性非女性化了，这一事实说明了战争的严峻和残酷，更说明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和全民性。这部作品着意于探索战争中女性的心理及其种种表现，种种变化，同时也就反映了卫国战争中苏联妇女的牺牲和贡献。
　　苏联战争文学中，佳作很多，描写女兵的优秀作品也不少。但象《战争中没有女性》这样，从个性各不相同的女性的内心深处去反映战争的作品，似乎还是仅有的。康德拉季耶夫说：
　　“我早就感到自己对于我们的女战友，对于战争中的姑娘们负有一种作家的、同时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我早就在着手写她们了，然而我此刻才发现，我是根本写不出的——因为我并不了解我在读《战争中没有女性》时才知道的那一切。……我痛苦地想到：四十年过去了，我们竟然没能写出关于我们姐妹们的真实作为和真情实感，是她们为我们包扎伤口，在医院里细心照料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在战场上进行非人的战斗。我们却没能写出她们！既惭愧，又痛心！
　　“而一个女作者做成了这件事，开发了这深深的岩层！”
　　从康德拉季耶夫的这段谈话中，似可见出这部作品在苏联战争文学中所占的地位，也可以看到纪实文学这一体裁再次取得了成功。
　　通篇来看，《战争中没有女性》里没有纵向的主脉，也极少跌宕起伏的情节。作品中有些叙述显得琐碎。然而也往往在那些细微之处，展示了女性的特殊情感，她们的爱，她们的恨。或许，这部作品会有助于我们的读者逐渐熟悉和喜爱这种纪实文学体裁，也会对我国的军事文学作者有一点启迪和借鉴的意义吧。
　　这就是一个译者的愿望。并谨借此书对苏联人民反法西斯卫国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表示纪念。
　　译者：吕宁思
　　一九八五年五月 于北京
　　全文完 

战争中没有女性——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斯·阿列克西耶维奇访谈录 

　　文/张晓强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其代表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切尔诺贝利的祈祷》已在中国出版。不久前她接受了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记者的专访。
　　写小人物的爱
　　问：人们称您是描写人类苦难的女作家。您写爱情也围绕苦难来写，是这样吗？
　　答：我写的一切都有关于一点：我们是谁？现在已经通过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来写爱情了。在爱情中存在一切。无论我在哪里，在明斯克、在科洛姆纳、在莫斯科，我总是在问：幸福的人们在哪里？什么时候我将能够看见幸福而不是因不幸震惊的人们呢？要知道，我们所有的文化与文学都是由于人类的不幸所激起的，而我正在写作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幸福的人，为什么我们如此美好地憧憬，但又如此冷酷地活着？为什么爱情从一方面讲是奉献，另一方面又似乎是病态的？有一次我在书摊前，一位妇女翻看着一部关于名人的书，自语道，“买什么呢？这不是与我有关的书，我只想读关于我的书。”因此，我想写关于“小人物”的爱情作品。在我的作品中从来没有著名人物为主人公，只是普普通通的人。
　　战后40年才写这本书
　　问：近年来，您开始变得非常的女性……
　　答：每一次我都花很大精力以便改变从前的我。改变我的内在气质。也许还有面容。我问我自己：“我幸福吗？我是否有不幸的经验呢？”我认为，新人才应该写一本新书。每一次我都希望做我还不会做的事情并远远地超越旧我。我并不匆匆忙忙。那些在空中飘乎不定的猜想与问题，我要捕捉到它们并形成对世界的新的看法。
　　所有的事情都源于哲学，源于新的观点，这是最为沉重的。《战争中没有女性》一书我是在战争胜利后40年才开始写的，那时，已出版过几千本关于战争的书了。有关切尔诺贝利惨剧，我也是在事件发生15年后才写的。事实、信息并不是全部。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恢复情感的时候了。理智没有给我们带来答案。科学或者爱能否拯救世界呢？我也并不知道……
　　问：爱情，可以分为女性的或者男性的吧？
　　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性别：男人、女人。自然，女人擅长交流。男人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是封闭的，不是更简单、更单调，而是另外的一种心理结构。男人记得自己的行为，牢记胜利，记得美；但他们的图画不那么五颜六色。现在许多男人都懂得，爱情是生活价值之一。但是也有另外的倾向，许多年轻人已不想做那种甜蜜爱情受折磨的俘虏了。他们寻求日常生活的安逸。我不评价这是好还是不好，我只是注视着这个进程。女人们，重视玩，欢乐，记得内心的图画，她们深入思索着关于感情的问题。
　　问：爱的经验教给我们一些什么呢？
　　答：只有爱……当你处于微风吹拂的波浪上，你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无论今后在生活中你发生什么事情，甚至是战争。我曾问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妇女，在战争中什么是最可怕的？她说，“最可怕的是在战斗结束后，我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必须在战场上搜寻那些生还者。我走着、看着，那么多年轻的小伙子平躺在那里，甚至分不清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所有的人都那么年轻、漂亮，要知道，他们才20岁。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忘记，在青嫩的麦田上躺着一个死亡的德国青年，他睁着双眼仰望蓝天。”这，也与爱有关。(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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